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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征剿河套（第1页）

二十五、征剿河套

河套东西北三面临黄河，南面临长城，周围数千里，土地肥沃，易于农耕。英宗时蒙古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入居河套。由于各部常因争夺水草之地发生矛盾，因此，尚未对明廷构成威胁。

成化元年（1465年），毛里孩侵略陕西，在都御史项忠等抗击下而逃走。不久，又侵扰大同。这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成化二年（1466年），兵部郎中杨琚，提出迁移边境堡垒，增强防御功能的建议。大学士李贤等上疏，要求“进兵搜剿，务在尽绝”，以安边境。宪宗采纳李贤的奏议，命陕西巡抚项忠、太监裴当、总兵杨信，征剿河套，但查无结果。成化六年（1470年）令都御史王越“总关中军务，议搜河套，复东胜”。王越建议任命“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统制诸军，往图大举。”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命武定候赵辅为总兵官，“总制各路军马，搜河套。”几次出师征剿，毫无成效。赵辅因病，无功而还。成化九年（1473年），孛罗忽等部侵犯韦州。王越得知其老弱尽行，位比在红盐池，便与总兵许宁、游击周玉等率轻骑，夜驰三百余里，斩杀数百人，获畜产、器械甚众，尽烧庐帐而还。孛罗忽等部失掉了其妻子儿女，“相与悲泣，渡河而去。”祸患由此稍微减少。

孝宗时，火筛率部又入河套住牧。大臣从长远考虑，再次议论收复河套。孝宗驾崩后，刘瑾专朝政，主张收复河套的总制三边杨一清被罢职，大臣从此不敢再说河套事，因此，进住河套的鞑靼势力日益壮大起来。

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河套游骑二万，自井儿堡入侵固原等地，杀指挥杨洪、千户刘瑞。这时鞑靼几万人的部落已经有数个了，其中以小王子子孙为最强。他们经常侵扰边塞，“杀伤以万计”，使边塞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大臣们再次纷纷上疏，要求征剿河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巡按山西御史陈豪，重提收复河套，他认为鞑靼内侵，“不由诸隘口，皆猿攀绝壁，蚁附悬崖，边垣又何足恃?”他反靠修建城堡或屯守对付入侵，建议“廷臣集议万全之策，期於必战，尽复套地。”世宗仍未采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八月，河套骑三万余入侵延安府，至三原、泾阳，杀掠人畜无数。总督三边侍郎曾铣上疏，提出收复河套的“八议”万余言。十二月，曾铣两次上疏，称“套贼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世宗对曾铣的建议非常赞赏，他说：“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由于鞑靼入侵次数越来越频繁，虏掠范围越来越大，加之大臣们一再要求征剿，世宗迫于内外压力，终于同意对河套进行征剿。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曾铣率军攻入河套，选锐卒出击，鞑靼“毙于矢石者甚众”。获马牛羊、器械若干，俘脱脱虎一人，斩首26人。鞑靼余部移帐北去。曾铣率众追击，鞑靼于是远逃，不敢接近边塞。小胜后，曾铣会同陕西巡抚谢蓝、延绥巡抚扬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等，讨论收复河套的方略，提出恢复河套、修筑边墙、选择将材、选练士卒等十八条，并上营阵八图。世宗交兵部讨论。兵部尚书王以旗与大臣们讨论后，认为：“曾铣先后章疏，俱可施行。”

第二年，严嵩把灾害的出现归罪于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们。他说：“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当罪。”夏言是大学士，和曾铣一样，力主收复河套。世宗听信严嵩的谎言，罢了夏言的官，并把曾铣逮捕至京师，贬兵部尚书王以旗总督军务。大臣凡主张收复河套者，一律罢官，并罚以廷杖。正遇俺答侵扰延、宁，严嵩进一步诬陷说：“皆曾铣开边启衅所致。”兵部侍郎万镇落井下石，攻击曾铣“罔上贪功”。甘肃总兵仇鸾曾被曾铣劾奏，逮京罢官，他公报私仇，也上疏攻击曾铣。世宗不辨奸良，在严嵩主持下，将曾铣弃市。接着宣府受到侵袭。世宗说：“寇以言、铣收河套，故报复至此。”于是又把夏言杀害。曾铣、夏言死后，再无人敢议论收复河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