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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杂的意识与浪漫主义（第1页）

一、复杂的意识与浪漫主义

康德心物模型的四个同心圆中，最中心的一个圆是人的心灵世界（潜意识、意识），其中潜意识是自己很难认识清楚的东西。他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表示，人的心灵是“内感官”为自己编造的东西，它不能被“外感官”所感知。他的论断来自卢梭的启发，卢梭在《爱弥儿》中有这样的话：“我们不理解自己；我们既不了解我们的天性，也不了解我们的能动的本原。”

到了一百年后弗洛伊德的时代，通常用心灵冰山比喻来细化、形容康德心灵世界。心灵冰山漂浮在意识的海洋中，蓝天上挂着金色的太阳，海面以上是意识的天空；海面下三米以内是浅水区，居住着意识；在海面下三米以外、越来越幽暗的深水区是人的潜意识区域，很大一部分是完全处于幽暗之中的，不为人知。本我，是完全位于幽暗的深水区，是无意识状态下的思想，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它是人最为原始的、最本能的冲动和欲望。它的能量巨大，只有本我是与生俱来的人格，也是人格结构的基础，日后自我和超我都是以本我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本我只遵守快乐原则而不关心社会规则，只追求生物性需求，人的婴儿期是快乐原则最大化时期，也是本我体现最明显的时期。婴儿饿了就吃，困了就睡，高兴了就乐，不高兴了就哭，毫不遮掩，基本处于本我状态。

自我，是人的主观意识，是人展现在世界上的样子，它用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它在自身和其环境中进行调节，延迟享乐，在个人的生物欲望和社会规范之间互相协调折中。自我的一半部分是在海平面之上的，沐浴着阳光，另一半处于浅水区，隐约可见。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是人格的管制者，由道德原则支配，属于追求完美的力量。超我在冰山的上中下部分都存在，其中大部分位于深水区（潜意识），一部分位于浅水区（前意识），最上面有一部分是在海面上（意识），和水上的自我一起沐浴在阳光里。超我倾向于站在本我的反对面，对自我带有一定的侵略性。社会文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期待是超我的动力，它以道德心的形式运作，维持个体的道德感，也就是康德的道德律，也往往令自我左右为难。

本我、自我、超我构成了人的完整人格，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可以从它们之间的联系中得到合理解释。自我永远存在，而超我和本我几乎永久对立。为了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自我来进行调节。显而易见，水面以上部分只是心灵冰山一角，露出了一些自我和超我的部分，而水面以下占90%的体积是深藏不露的，静谧无声却暗流涌动，连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子（见图4-1）。

少年不识愁滋味。对于美好的爱情，年轻时真知道自己的最爱是什么样子吗？恐怕绝大多数人两鬓微霜时，在自以为洞穿世事的年纪，回首少年时才隐约感知到，那时自己的心里还暗藏着海面下更大的冰山。这座冰山的一角里住着适应性偏差，这个现代行为经济学里图4-1

的概念运用于爱情与婚姻中也很有趣。适应性偏差指的是人们常常低估自己的适应能力，从而高估某些事情在一段时间之后对自己的影响。很多人在没有结婚之前总认为，如果自己和心仪的人结婚，就一定可以甜蜜、幸福地生活一辈子。事实上，“甜蜜一辈子”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我们的适应性会使我们对这种幸福习以为常。

以为自己而今识尽愁滋味，真要诉说的时候发现欲说还休。可能是欲言又止，更大的可能是自己至今还是说不清。自己的心灵冰山到底有多大有多深，不知道本我和超我到底在哪里能够找到平衡，只能委屈了自我。

两千多年前孔子在《论语》中坦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十五岁开始立志发奋学习，在三十岁时为实现自己的仁爱理想，立下自己的志向——走仕途，先在鲁国做官，后来周游列国寻找更好的仕途前景。在四十岁时对仕途之路还是坚定不移。屡败屡战之后孔子渐渐地感觉到自己实现理想的途径似乎不对，到五十岁时终于体会到了自己的天命——教书育人。孔子直到这时才醒悟，自己正直的个性和仁爱思想是难以在仕途中如鱼得水的，以自己的个性和学识最适合自己的是学术和教育事业。从此以后，便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意识深处的和谐了。

看来，人生真正的事业从五十岁开始并不是戏言。

半个世纪的人生经验给人以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前无论是认识自己还是探索世界，抑或是试错，都属于可以理解的范围。但是五十岁了，你再越位、任性，则是不仁，就不是君子了。

现代心理学家荣格对孔子的命题做了更明确的阐述，他提出人生可分为两个阶段：年轻的时候人们往往是向外追求，依赖外部认可来定义自己。如取得职业成就、实现经济独立等，这些目标是社会认可的成功标志，人们以此满足内在的安全感和成就感。当人们步入中年以后，心理需求会或多或少地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反思过去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会带来永久的幸福。此时，一些人会感觉到空虚，意识到自己并未真正为自己而活，而只是满足了外界的期望。于是后半生便成了一场向内的旅程，开始探索自己的真实需求，追求精神的完整。

这个过程，荣格称之为个体化过程，即一个人从内心觉醒，重新审视内心的渴望，逐渐成长为独立的个体，获得属于自己的价值感。人们开始关注“我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别人认为我该拥有什么”。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尚且在五十岁时才“认识”了自己，普通人就更难言自己能认识自己几分。记得号称德国投资之父的科斯托拉尼在他的回忆录里回顾他六十年的投资心路历程，其中有一个有趣的小场景：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某一日股市暴跌之后，无精打采地走回家中，通过各种分析和深思熟虑后，认为他的股票面临巨大风险，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股票交易所把手里的股票全部卖掉，刻不容缓。他第二天早上开盘前就来到交易所，当他在交易大厅里填写卖出的委托单时，看到开盘后的股市急剧上涨，气势如虹。他停下了笔，看着自己的股票也在快速上涨，开始怀疑自己昨天深思熟虑的正确性。临近中午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卖出的打算，哼着小曲向家里走去。大师真的了解自己吗？

心灵冰山的主体部分是那么难以自知，却有着巨大的能量。叔本华把它叫作生命意志，这个“意志”是盲目又没有终点的、无休止的本能欲望和冲动。他换了一个角度去观察世界，把人的生命力作为世界根本，把人自身的意志看成真实的世界，把现实世界的种种现象称作表象。人的意志才是世界的本质，其他事物只不过是意志的客体化——“世界是我的表象”。

到了尼采那里，在肯定了叔本华把意志作为世界根本的基础上，觉得在生存意志之上还存在一个超越自我设定的更大目标、更大的欲望，也可以称为远大理想或者自我实现。这些都来自影响至深的浪漫主义起源与发展。

20世纪，萨特的存在主义进一步深入探索了人们内心的焦虑及其根源。我们能从他“存在的焦虑”中认识到投资者因为拥有完全的买卖决策自由，从而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存在的焦虑”是指人在面对无限自由时的迷茫与恐惧。这种焦虑的来源是人拥有彻底的自由与责任，人必须自己决定如何定义自己。这种无限的自由带来了巨大的责任，而责任的沉重性导致焦虑。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举了一个“悬崖恐惧”的例子，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会感到恐惧，同时也会感到一种更深层的焦虑——不是对坠落的恐惧，而是对自己可能会主动跳下去的恐惧。这说明，我们不仅害怕外部世界带来的危险，更害怕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这些心理困境始终在人们似知非知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是不可轻视。

西方中世纪，神是主宰；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兴起，理性是主宰；18世纪人们被理性压抑的个人意志开始挣脱，浪漫主义不单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与反击，还是西方意识最重大的变革，人是主宰；当代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主张维护思想自由、法治、市场经济，成为浪漫主义最后的结局，现代人是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世界的后代。

18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是科学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牛顿的世界如日中天，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科学理性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无论是宇宙还是人心都可以理性地把握，莱布尼茨的门徒甚至试图用理性调和宗教。任何不能与理性调和的东西都受到冷遇，理性主义过度应用已经成为某种教条主义，这使得人类情感受到很大压抑。

康德一辈子都生活在德国的柯尼斯堡——一座美丽的波罗的海海滨城市，现在已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著名的飞地。在18世纪的许多年里，康德都在这里和他的邻居哈曼讨论、争吵。哈曼也是一位哲学家，他认为人真正想要的，不是伏尔泰所说的幸福，而是自己的才能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自我实现。哈曼是第一个以最公开、最激烈的方式向启蒙思想宣战的人，他成为德国狂飙运动的先驱。他认为人的心灵有很多隐秘领域，是千变万化的，无法只用一个理性就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之前的文学作品对于悲剧的归因是社会制度问题，换个制度，悲剧就不会发生，他认为这过于肤浅。在他的影响下，悲剧文学作品有了质的改变，克林格尔随后在1776年出版了小说《狂飙突进》，这也是该运动名称的由来。狂飙运动最有名的作品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作品里维特无法在理性里找到解决办法，他认为世界不是理性的，但非要按理性行事，他对世界感到绝望。

现代社会许多人的爱情观其实是伴随着18世纪小说而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归功于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于1774年，当时歌德只有25岁，这部爱情小说一经问世，便迷倒了一代人。在他的笔下，爱情被提升为一种崇高价值，爱情可以高于生命，成为生活意义的体现。在歌德看来，两情相悦是一种命运的安排，爱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坠入情网的人往往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爱上对方。

这种浪漫主义爱情观赋予爱一种神圣性，因而当小说里人物的爱情和道德发生冲突时，读者往往会倾向于站在爱情一边。谁都没错，错的是命运。歌德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影响了后来许多文学大师，1830年司汤达的《红与黑》、1857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77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里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至今仍能获得人们的同情。有所不同的是，在歌德之后，价值观介入，爱情的理由开始变得越发重要，文学家们要为女主人公的爱情找到更合理的价值观解释，人们同情她们对爱的追求，把她们的悲剧归咎于社会。

正是因为触及了爱情的社会原因，这成为小说从浪漫主义发展到现实主义的标志。然而，歌德的观点根植于潜意识无声的诉求。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更注重于维持长久的情绪价值和物质前提，浪漫中融入许多理性。

康德把人的情绪从精神世界中解放出来，他认为人的躯体，包括本能和天性欲望、情绪、情感，属于自然界，而人的道德、意志、认知属于精神世界。

自然界（包括人的本能、天性、情绪）服从因果律；人类社会的人，精神世界的人，可以由自己凭自由意志去调和超我和本我，做出自主的选择从而形成自我，服从道德律。自然界的因果律类似于数学公式一样，有恒定的函数关系，无所谓道德，完全由外在因素控制，没有自主意识的参与。到了荣格的时代，他更进一步阐释了人的潜意识是由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所构成，其中人的个体潜意识来自其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即情结。集体潜意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集体共通的心灵底层经验和精神沉淀物，来自遗传因素，为人类普遍拥有，由全部的本能以及相关的原型组成，很类似于老子所说的“道”。荣格也做了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整个人格结构像一座海上的小岛：自我意识——是小岛露出海面的部分；个体潜意识——是水下的部分；集体潜意识——是海床。

康德崇尚科学理性，也深入思考人性，他重新诠释了人有自由意志。他眼中的启蒙主义是人们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摆脱任何人的束缚，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这是成熟的人、文明的人。人的精神世界是自由的世界，可以天马行空、上天入地。人有这个自由驰骋的精神领域，不是一片雪花，只能别无选择地在地球引力和风的左右下飞舞。食草性动物不吃其他动物，是自然界的因果律作用，是不自主的行为，它们没有自由意志，并不是因为它们有道德，所以并不值得赞扬。但是人不一样，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自由选择吃什么、不吃什么。

当人的精神境界把道德当成了自由意志的标准时，这种道德律是人最高层次的自由！也是他纯粹实践理性的运用过程。正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为自己确立行为法则，道德才成为可能。因为道德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追责，法律的基础也是道德，法律后面紧跟着的是处罚。法律本身是首先去预设一个底线，人可以去选择守法或者违反。人的行为不像因果律那样是必然的，而是自己自由地去选择怎么做。康德认为贫穷、愤怒等借口都是行不端之事，都是避免道德。投资策略有很多种，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康德之所以被推举为浪漫主义之父，是因为他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学说。他认为人能分辨欲望与意志、责任与利益、正当与错误，并且能够自主选择怎么做。今天看来这些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件，但在二百多年前却是争论的焦点。

我们回顾这些人类认知转变的过程，意在清楚地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构成。内心这么复杂难懂，我们不得不去努力认识自己。在投资过程中买卖什么、价格多少，是我们的自由选择。我们既然是自主选择，就要有承担后果的责任和勇气。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贪婪、自私和恐惧，这是集体潜意识所致，它像海床一样普遍且相通。我们只能正视它的存在，接受它、规避它，而不是轻视或忽略。如果持有的股票下跌严重，你的情绪会有波动，甚至会出现剧烈波动、寝食难安。你会发现你可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它属于我们的本能和潜意识，属于自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