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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1页）

十一

就如前面说过的，在伊凡·彼得洛维奇回国之前，费卡还完全处在格勒菲拉·彼特洛芙娜的全权管教之下。母亲辞世时，他还不到八岁；他虽然不能每天都见到母亲，但却极其深切地爱着她：关于母亲的所有记忆，她那恬静温柔、毫无血色的脸，她那忧郁的充满怜爱的目光和胆怯的母亲的爱抚，都将永远铭刻在他的心底。可是他却也能模模糊糊感受她在家里的卑微的地位；他觉察到，在母亲和他之间有一道她跨不过，推不倒的城墙。他对父亲很生疏，打小伊凡·彼得洛维奇从来没有爱抚过他；祖父不时会抚摩一下他的小脑瓜，也允许他吻自己的手，不过祖父总是怜爱地管他叫怪物，把他当个小傻瓜。

就在玛拉尼娅·谢尔盖耶芙娜去世之后，姑妈就将他完全掌控了。费卡十分惧怕她，怕她那双炯炯有神、锐利如刀锋的眼睛，害怕她那尖刺的叫喊声。在她面前他不敢多说一句话，有时候，他在椅子上刚动了下，她就已经压低嗓音恶狠狠地叫道：“想去哪儿？乖乖给我坐好。”只有在星期天作完祷告之后，他才被允许玩耍一会儿，也就是给他一本厚得像砖头似的神秘的书，一个名叫马克西莫维奇·阿姆博季克的人的作品，书的名字叫：《象征与标志》。这本书里大约有一千幅莫名其妙的图画，附有用五种文字注的同样莫名其妙的说明。丰满、赤身**的丘比特是这些图画中的重要角色。其中的一幅画，题名是：《番红花与彩虹》，有关的说明是：“这个作用更大”；另外一幅画着“一只嘴里叼着一朵紫罗兰、在空中飞翔的鹭鸶”，正对着它的说明标题是：“这些你全都知道”。“丘比特和一头正在舔小熊的大熊”，标题是：“慢慢地”。所有这些图画，费卡看得非常仔细，其中极为细致的细节他都了如指掌。可有几幅画——总有那么几幅，让他陷入沉思，激发他的无尽想象力，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有别的娱乐。

时间推移，到了费卡该学语言和音乐的时候，格勒菲拉为他请来一个廉价的老师：一个瑞典女人，长着一双兔子般眼睛的，未曾出嫁，法语和德语她都说得很勉强，钢琴也弹的一般，不过，她腌制的黄瓜倒是十分不赖。费卡就这样和这位女教师、姑妈，还有一个叫瓦西利耶芙娜的老使女一起过了整整四年的时光。有时他拿着那本《象征与标志》到角落里坐着……天竺葵花的香气弥漫在这低矮的屋里，屋内燃着一小支脂油蜡烛，烛光暗淡，墙角的一只蟋蟀单调而无聊地吱吱叫着，似乎也觉得寂寞无聊了，小挂钟带着时间在墙上匆忙的滴答滴答地向前奔跑着，墙纸抖抖索索，不只是那只可恶的老鼠又在磨牙了。而在昏暗的烛光中，三个老处女就如同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似的，织针在她们手中机械而沉默地忙碌着，烛光在墙上投射出她们的手影，时而在奔跑跳跃，时而在古怪地颤动低颂，孩子的眼中总是有些稀奇古怪的印象和模糊不清的想象，说不清啊。

费卡不是个可爱的孩子：他脸色异常苍白，长得很胖，体形十分不匀称，动作笨拙、可笑，——用格勒菲拉·彼特洛芙娜的话说，就是个天生的庄稼汉。如果经常让他到户外去走走跑跑，他那苍白异常的脸色也许就会好些。尽管偷懒时常有，但他的学习倒还挺好。他几乎从来不哭，有时却固执得要命，而他一旦固执起来，是谁也对付不了的。费卡不喜欢他身边的人，所有的人……这颗从小就没有爱的心可真是不幸啊！

伊凡·彼得洛维奇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冷漠的孩子。因此他立即着手实施自己的那套“根本性改革”。“首先我想要把他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人，”他对格勒菲拉·彼特洛芙娜说，“不光是一个人，还要是一个强健斯巴达人。”为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伊凡·彼得洛维奇让儿子穿上了苏格兰式的衣服；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便光着小腿，在那顶本来挺可爱的便帽上插了一根公鸡羽毛；那个长着兔子眼的瑞典女人被一个精通体操的瑞士人取代了；音乐课，作为一门男人没有必要修读的课程被永久地取消了；遵从让雅克·卢梭的建议，自然科学课程、国际法、数学、细木工手艺，还有为了维持骑士伟大感情所必需的纹章学，——这些才是一个未来社会的接班“人”务必掌握的知识。每天，他凌晨四点钟准时被叫醒，立刻用冷水冲澡，随后让他握住一根特制绳子的一头儿（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一根高高的木杆上），围绕着木杆奋力奔跑；他一天只吃一餐，吃一道菜，骑一回马，射一次箭；还不忘要以父亲作为榜样，锻炼出坚忍不拔的钢铁意志，每晚在一本特别准备的本子上写下一天的总结和自己的切身感悟也是必备的功课。伊凡·彼得洛维奇则常常用法语写一些对他具有教育意义的评语，在这些训诫里他称他的儿子为“吾儿”，并且用“您”来称呼他。虽然讲俄语的时候费卡对父亲的称呼是“你”，不过每当有父亲在场，他是断不敢坐下的。

这套莫名其妙的“改革方法”也把孩子弄得莫名其妙、晕头转向了。他的头上像圈了一道无形的却刻骨铭心的紧箍咒；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健康是大有裨益：起初，他得了一场热病，但很快就复原了，终于长成了一个强壮结实的小伙子。父亲常常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并用自己独特的语言称他为：“自然之子，我的杰作”。费卡刚满十六岁，伊凡·彼得洛维奇就意识到，是时候向他灌输蔑视女性的思想，这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这个嘴上刚刚长出淡淡的茸毛的可怜的斯巴达年轻人，正值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时候，尽管在心里还感到稍稍羞怯，却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表面装出一幅对女性毫不在意、冷淡、倨傲的态度了。

时间伴随着人们渐渐长大，老去。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伊凡·彼得洛维奇都在拉夫里尼住（他的世袭领地大部分在此），而每到冬天大雪纷扬的时候，他却要只身前往莫斯科，找个有饭厅的旅馆住下，偶尔到俱乐部去，或在别人家的客厅里侃侃而谈，对自己的那些崭新计划口若悬河地大肆宣扬，言谈举止比任何时候都更似一个大不列颠的忠心崇拜者、忧心满怀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然而很多厄运因一八二五年来临也接踵而至。伊凡·彼得洛维奇和他的一些亲近的熟人、朋友们都面临着严峻考验。伊凡·彼得洛维奇匆忙逃回乡下，深居简出。到了第二年，伊凡·彼得洛维奇无端虚弱起来，全身乏力，精神日渐萎靡，健康状况不甚乐观。这位崇尚自由的思想家竟开始自觉去教堂做祷告了；这位早已经被严重西化了的人竟开始洗起蒸汽浴来，生活也变得规律许多：下午两点吃中午餐，晚上九点准时上床睡觉，没事时听着老管家絮絮叨叨、零零碎碎的无边闲扯进入梦乡；这位自诩为有治国之才的政治家竟把自己的所有计划、往来信件，统统焚毁；他在省长大人面前几乎被吓得哆哆嗦嗦，直不起腰来；对县警察局长竭尽逢迎之能事；这个意志无比顽强的人竟会抱怨诉苦，甚至痛哭流涕。

在这种情况下，格勒菲拉又重新独揽了家中的全部权力。普通农人、管家、村长等人又开始从后门进进出出，不得不晋见这个“老泼妇”了——这是仆人们暗地里给她取的绰号。

伊凡·彼得洛维奇身上发生的巨变使得他的儿子目瞪口呆。此时他已经年满十九岁，能开始独立思考，并且试图摆脱父亲强加给他的种种身心上的束缚。之前他就发觉父亲根本言行不一，清楚父亲那些空洞的自由主义理论与他冷酷、卑劣的专横强制行为根本就有无法协调的矛盾，不过他料想不到会有如此强烈的改变。一个隐藏已久的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者竟然一夜之间原形毕露了。年轻的拉夫列茨基决定到莫斯科上大学去——而就在这时一个出人意料的新的灾难突然降临到了伊凡·彼得洛维奇头上：他失明了，双眼是在一天之内无可救药地瞎了。他信不过俄国医生的医术，于是到处奔走张罗着，谋求获准出国的机会，但他遭到了拒绝。所以他只能跟着儿子，在俄罗斯奔波了整整三年，不断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医生，马不停蹄又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因为他意志太过薄弱，脾气暴躁，医生、儿子和仆人都被折腾得无可奈何。他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废物了，一个爱哭爱闹任性无助的坏孩子。等到回到拉夫里尼，痛苦的日子便开始延伸，几乎每个人都受尽了他的折磨。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伊凡·彼得洛维奇才会稍稍安静一些，他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贪吃过，也从来不曾吃得这么许多过；至于其他的时间，他即不让他自己，也不让别人安生。他不断祈祷着，不断埋怨不公的命运，高声咒骂着他自己，骂政治经济及他自己的那套全新的改革方法，骂他自己曾经夸大其词的一切，甚至辱骂他曾经让儿子视为神明的一切。他常说，自己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现在却又诚心祈祷。哪怕一会儿的孤独他都受不住，缠着家里的人不分昼夜不眠不休坐在他的安乐椅旁，为他讲故事，一刻都不能使他感到孤单，但他却又不停地高叫：“胡说八道——真是胡扯！”无礼地打断别人正在讲述的故事。

要数格勒菲拉·彼特洛芙娜尤为受罪，没有她，他根本不能坚持下来——因为她总是尽力满足病人的一切刁钻古怪的愿望，然而有时她不敢马上答复他，以防自己的声音会泄露了她极为愤慨的心情。他就这样又勉勉强强又活了两年，五月初在人们七手八脚抬他到阳台上晒太阳的时候，他就在阳台上与世长辞了。“要肉汤，我要肉汤，格拉莎，格拉莎啊！你这个老傻……”他的舌头已经僵硬了，含糊不清地吐着字，连最后一个字都没能说完，他就永远地沉默了。格勒菲拉刚从管家手里夺过一碗他要的肉汤，就立刻站住了，她瞅了瞅弟弟的脸，默默地画了个大大的十字，接着一声不响地走开了；那时他的儿子同样什么也没说，只是倚着阳台上的栏杆，久久地沉默地望着花园，满园的香气袭人，大片葱翠的草地在春日金色而充满朝气的阳光下闪动着生命的光彩。他已经二十三岁了，这二十三年就这样无知无觉地溜走了，走得那么快，还那么可怕！……生活，已经慢慢浮现在他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