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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成立(第1页)

强学会成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帝党开始接近维新派。八月,在帝党翁同和的支持下,经康有为、梁启超的多方奔走和推动,由帝党成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杨锐、沈曾植、沈曾桐、汪大燮、孙家鼐等数十人参加。大家推户部主事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陈炽是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吏,当时任户部郎中,甲午战前就发表过宣传变法维新的言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会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即《万国公报》所在地。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集会都有人演说,宣传变法维新主张。

北京强学会正式“开局”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汪大燮担任主笔,并且向上海购买译书,准备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图书馆。报纸重在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情况,同时也刊载清廷奏章,意在开扩知识,宣传变法思想。最初每期刊印一千份,很快即扩大至每期二、三干份。

强学会的宗旨是“求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还亲自写了《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形势危急犹如“寝于火薪之上”,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尸呼吁封建官僚和士大夫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户部尚书翁同和曾表示愿从户部拨款支持该会。强学会一时声势颇大,除了赞成维新的人参加外,一些官僚为搏取声誉,也来投机,如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以及在天津小站练兵的道员袁世凯或捐款或入会,甚至连李鸿章也想捐银二千两入会,因其名声太坏而遭拒绝。外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纷纷加入强学会;—想借此对强学会施加影响,甚至英国当时驻华公使欧格讷也亲自参加,并捐助图书。

强学会的活动,引起顽固守旧官僚的忌恨和惶恐,后党官门荣禄、刚毅等人群起反对。大学士徐桐扬言要上奏弹劾康有为“谋反”,遂使北京的风声紧张起来。十月,康有为迫于形势,留梁启超在京坚持工作,自己离京南下,十一月到上海,在取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发起组织上海强学会分会,黄遵宪、张謇、汪康年、章炳麟、梁朋芬、陈宝琛等几十人为会员。

上海强学会在章程中指出:“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此会专为联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宣示挽救危亡,“保卫中国”的旨意。标明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为“最要者四事”,表达了学习西方的愿望。

刊布报纸是上海强学会“最要者四事”之一,康有为也自称“急欲办报”,并在沪期间,电调门人徐勤、何树龄由粤来沪办报。于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创刊出版《强学报》。拟为五日刊,由徐勤、何树龄担任主笔,上海强学会书局铅字排印,免费分发读者。康有为作序,倡言“学则强,群则强,”刊出《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维新宗旨。其论说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次录上谕,刊布廷寄,鼓吹议会办报,力言封建科举制度的积弊,阐述变法当知本原,主张开设议院“以通下情”。用孔子纪年。于一月二十二日左右终刊,共出三号。

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虽然其中混进了一些投机取巧的人物,但主要力量仍是维新派。变法维新的声势愈来愈大,反动势力的反扑也愈加严重。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攻击《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教”,请求严禁。北京强学会随即被查封,《中外纪闻》也被禁止发行。这时,以“通达时务”自翊的张之洞见风转舵,跟着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不久,杨宗伊又弹劾强学会发起人文廷式等“互相标榜,议论时政”,文廷式竟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

强学会的被迫解散后,维新派仍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经翁同和的活动,在北京强学会的旧址设立官书局,每月经费一千两,任务是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等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到上海任主笔。

(施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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