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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识理性（第1页）

三、常识理性

在中华文化里，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司空见惯、根深蒂固的常识性习俗，比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过去很多人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婚姻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和追问背后的深意及逻辑过程，而是认为习俗就是终极原因。固定常识和习惯已经深深刻在头脑里，到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按此常识去做，这就是习俗的力量。再如，“水往低处流”也是个常识，几千年来人们就认为水本来就是往低处流的，这就是终极原因，不必再追问为什么。这是我们特有的文化精神，金观涛称之为常识理性，在荣格那里可以归类于集体潜意识。

我们在股市中也常听到类似的常识，比如“市场永远是对的”“长线是金、短线是银”等。人们往往在遇到市场走势和自己的判断出现较大分歧时，归因于市场永远是对的，从而自己轻易地得到了宽慰和解脱，至于对这个分歧的真实原因的探究，则理所当然地到此为止。

人们无论在投资中还是在生活中，往往是运用自己积累的习俗常识去分析和决策，这种常识理性构成了国人的底层思维结构，沉淀为集体潜意识。形成了我们思维上的简约精神和乐观主义，在探讨投资决策中人的主观思维复杂性时，有必要着重讨论一下我们传统文化中十分独特的常识理性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常识理性一定有极其独特的形成、发展历史和理论根基，否则无法解释它在我们文化中发挥的核心作用。

回顾中国思想史，常识理性产生于魏晋时期，这让我们马上意识到那是汉末三国两晋时期烽火连天的三百年。那个时期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波澜壮阔、英雄辈出、金戈铁马的时代，也是连年混战、瘟疫流行、饥荒遍野的三百年。东汉后期的官方统计人口是6000万人，而到了建安初期，全国人口已经“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人口只剩下1000多万了，这是唐代《通典》所记录的。如此大的人口损失，满目疮痍，很多村庄、城镇已经是无人区了，并导致北方少数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退之际而南下建立各种政权。再加上人们目睹了中原王朝也是如此，魏篡汉、晋篡魏，已经不讲上千年以来有序有伦理道德的王朝更替的法则，道德伦理观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几代人，甚至是十几代人，没有见过和平盛世，所见所闻都是战乱、饥荒、抢劫、欺骗。这种大大小小的政权、军阀走马灯一样交替出现、更迭完全不按照儒家传统进行，伦理道德丧失殆尽，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很可能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昏暗一片的，不知朗朗乾坤为何物，传统儒家道德思想遭遇严重危机。

儒家道德思想到魏晋时期已经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质疑，认为伦理道德只存在于家庭中，在社会中未必适用。为帝王效力是传统儒家思想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到三国后期这种观念已经不那么根深蒂固了。“蜀中无大将，廖化成先锋”背后的含义是很多人才已经放弃仕途，归隐做名士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魏晋思想家、名士们开始寻找道德理论的深层问题出在哪里。孔子时对道德与常识只是松散的连接，到汉代为统治需要发展出的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儒学。因此出现很多不符合常理的部分，比如出现天灾，皇帝就要下罪己诏。这样的反思促使思想家们必须去找到新的道德底层结构，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老庄。

老子崇尚“无”，庄子崇尚“自然”。思想家们巧妙地把无和自然纳入道德的底层结构——魏晋玄学产生了。后世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道德是向善的意志指向的一组规范。玄学的这组规范是自然，这是庄子的自然——一切自然而然的样子。中华文化自古是以道德为核心、为皈依。这样把自然和人之常情正式规定成为道德的具体内容，就很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用儒家文化的传宗接代理念解决了彼岸问题，用庄子的自然理念解决了此世问题。人们再一次找到了精神家园。

常识理性又称为常识合理精神，它是指中国文化以常识和人之常情作为合理性的最终依据，它是一切事物的根据，不需要再进一步去追问常识背后的更深层原因。

常识理性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理性结构，它构成中西思维模式的重大差别。西方多数是逻辑和认知理性。

魏晋玄学第一次把常识理性提到道德的高度，把顺其自然和人之常情作为道德的最终目标，这是中华思想的一个大转折。陶渊明辞官归隐，他不认为是退而求其次，而是同样重要的两个价值。做官为民服务是道德行为，归隐顺应自然是同样高度的道德行为，并无高下之分。

然而道德不能建立在“无”上，必须把老子的无，转化为庄子的自然，自然是“有”。

西晋郭象在《庄子注》里解决了老子的“无到有”

的问题，认为“无”并不是没有，而是一个玄冥之境（像夜晚关灯之后，室内物品看不见的状态）。当开灯之后，万物呈现出来了，就是“有”。这仿佛是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无”就是波，是没有去开灯观察时的状态；“有”就是粒子，当开灯的一瞬间，波坍缩为粒子状态了，“无”就成为“有”。郭象认为不是“无”创造了“有”，而是万物本来就存在，它们只是以不同的状态存在着，这种不同存在的状态就是庄子的自然。其哲学意义在于——现象是以多元形式存在的，人们看到的现象本身就那样存在。不是从“无”创造出来的，因而自然的常态就是合理的——预设了常识和自然本身就有十足的天然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魏晋玄学完成了孔孟儒学道德理论背后形而上的基础建设。郭象在儒学和老庄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理论，认为“无比有更重要”——把“无”看成“有”的基础，“无”的各种潜在状态本来就存在。

当“无”其中一种状态浮现为“有”时，当然一定是天然合理的，人们应该毫无疑问地接受。

孔子所讲的道德是周代的“族群伦理传统”之意。

周代形成了大小族群内部远近亲疏、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规范，即家和国的观念。家里、国里都要遵循伦理道德之礼。

后来孔子把族群的道德发展为个人的道德，道德载体从族群转为个人，仁即有道德，君子即有道德的人。儒家对道德的定义与后世的康德相同，康德认为道德是向善的意志指向的一组规范。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中的道德，就是采用了周代和孔子的道德含义。而古希腊认为道德是自然法则的反映，西方宗教认为道德是上帝的戒律。

周之所以能灭商，一个根本原因是商只重视利益而不重视道德伦理的力量，无序的社会、落后的观念总不会长久。孔子的道德来源于此，所以其背后形而上的哲学基础相对薄弱，直到魏晋玄学完成了儒学的哲学构建。一则是把“无”看作“有”的基础，二则是通过玄冥之境解决了无中生有的问题，因为道德不能建立在“无”上，只能建立在“有”上。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形象地表达了孔子的超越视野，带领中华文化实现了超越突破，看到了文明曙光。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个体的人，从此有了道德这个信念，有了自己的价值观，有了一个人生最高的目标，这个目标能提供给他活下去的心理能量。他可以不受周围环境影响了，在精神上是独立的。有了这个信念的精神支柱，他再也不迷茫和恐惧了，他成了独立的个体，他有了有意义的世界。同时，他能够和有同样道德信念的人组成新的可交流、互相认同的群体，比如他们能够组成市场，自由买卖，多劳多得。而一群不讲道德、诚信的人很难组成成熟、发达的市场。讲诚信才能做生意这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文明早期的古埃及，虽存续两千多年，却一直是以物易物。因为没有互相的信任，就不会出现货币。古埃及文明的消失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没有实现观念的超越突破，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经过隋唐的巩固，到了宋明时期，哲学达到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