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酷小说

晚清诗坛（第1页）

晚清诗坛

晚清时期，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面前，回天无力，迅速解体，瓜分危局，迫于眉睫。从龚自珍、黄遵宪，到梁启超、柳亚子：从郑珍、王闿运，到沈曾植、陈三立，做为诗人，都无可避免地为历史狂潮席卷而去，拍案而起，投身于匡时救民的洪流之中，虽然其后有革命与改良的分野，但终究都历经漫长的艰难跋涉，在这段辉煌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探深的足迹。“忧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柳亚子），发言为诗，或是苍凉的长啸，或是低徊的吟哦，或是拔剑悲歌，“淋漓血浇自由苗”（高旭），用生命铸就了一代诗魂。

晚清诗歌，是中国传统文人诗向现代诗过渡的蜕变期，晚清诗的主潮，对“厚人伦，美教化”的儒家诗教表现出了悖逆的倾向，而旧的文学观念，由于历史的堕性，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所以晚清诗坛，流派纷呈，壁垒分明，充满着趋新与复旧之争，如株守改良主义的“同光体”派、遗民诗人，与属于民主革命阵营的南社诗人之间，就存在长时间的“争霸”局面。但是，在崭新的社会生活与文学思潮的冲激下，旧文学已无招架之力，终究要让位于新文学。即使在历来被称为保守的某些流派（如宋诗派、“同光体”诗派）的创作中也会呈现出历史的折光，产生一些忧国伤时的优秀作品，而与传统复古派有所不同。

龚自珍做为思想家，是古代的结尾，而不是近代的开头的，做为诗人，却是开晚清诗“风气”，召唤“九州风雷”的预言家。他敏锐地感觉到“山中之民”将“有大声音起”（《尊隐》），遂以诗歌，警醒国人。龚诗抒写孤愤，诋排专制，多沉雄深稳之作；又以其“幽情丽想”，造为瑰玮奇绝的艺术境界，语挟“风雷”，讴歌“九州生气”，横空出世，超迈时伦。七古《能令公少年行》，绮丽中寓以“少年万恨填心胸”的愤懑，笔意恣肆，情韵浪漫，为晚清长篇中罕见佳构。《已亥杂诗》七绝三百余首，为龚诗压卷之作。其中“九州生气”、“落红不是”诸篇，确已“买尽千秋儿女心”。柳亚子以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鸦片战争时期，一大批爱国诗人，为晚清诗增添亮色，其全新的题材与主题，更是中国诗史中所仅见。张际亮，是“嘉庆以来第一人”，所作“纪宁波英夷之乱”的诗歌，沉雄悲壮，享有盛名。张维屏的《三元里》，魏源的《感史》、《寰海十章》，朱琦的《老兵叹》，鲁一同的《重有感》，姚燮的《北村妇》，贝青乔的《题陈军门遗像》、《咄咄吟》等，都是“鸦片战争诗歌”中一时名作。抵抗派主将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句，更传诵至今，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林昌彝咸丰元年（1851年）刊行《射鹰楼诗话》，辑录鸦片战争诗歌三卷，曾受到林则徐赞扬。

道光、咸丰间，祁隽藻继程恩泽后，以名臣钜公、模学大家主持诗教，主张以“学识”、“性情”为诗，“合学人之诗、文人之诗为一”，师法苏黄杜韩。程恩泽门生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从之，谓“宋诗派”。

何绍基是“宋诗派”理论家，标举“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不俗”，郑珍曾被胡先辅推许为“有清一代冠冕”，是“宋诗派”代表作家。集中多体恤民情之作，如《播州秧马歌》即状农事劳作，颇有情致。山水旅程、咏怀杂感诗，学白居易之平易，韩愈之奇奥，而自成面目，下启沈曾植、陈三立诸家。后曾国藩出，凭藉其地望，扩大“宋诗派”声势，又编《十八家诗钞》，广其取经。曾国藩以桐城派古文“义法”通于诗，独宗黄庭坚，诗风雄峻。其后演变为“同光体”，“宋诗运动”得以延续。

“汉魏六朝诗派”，又称“湖湘派”，以王闿运为领袖。王阉运为诗宗庾信、鲍照，规模两汉六朝，编有《八代诗选》。论诗提倡“家数”、“模拟”，重弹拟古主义老调，同治十年（1871年）作《圆明园词》七古长篇，仿元稹《连昌宫词》，情韵宛然，于集中拟古之作为变格。是篇感慨英法联军之侵华暴行与朝廷之腐化，其忧愤过于清初吴伟业之《园园曲》，为传世之作。又有邓辅纶与王齐名，而实胜之。诗学选体，亦多拟古。

“晚唐诗派”，樊易并称。樊增祥从温李上溯刘白，七律追踪吴伟业。诗多香奁体，耽于绮浯，骨力不遒。七古前后《肛曲》，记庚子事变时名妓傅彩云，一时传诵，沈曾植以为“的是香山”。易顺鼎曾两次入台，助刘永福抗日。甲午战后赋《纪恩诗》，有“金掷民膏二万万，珠含天洞一双双”句，以讥慈禧。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恣娱声色。其后，又有杨圻，赋《檀青引》，以咸丰伶工蒋檀青流离江淮，回首当年圆明园兴衰事；寄寓家国之盛，自负不在王闽运《圆明园词》之下，人称“江东独步”，遂有诗名。又赋《袁大刀王五》，记庚子事变，“寄士”王正谊御敌战死事，篇末“衣冠有禽兽”句，直刺当局。《天山曲》，纪香妃，长数千字，自七古以来无此长篇。日寇入侵时，避地香港，赋《攘夷颂》，痛斥日本军阀，悲凉雄壮，被誉为抗战时期一代文献。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陈衍撰《石遗室诗话》，称“丙戌（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都门，苏戡（郑孝胥）告余／有嘉兴沈子培（曾植）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戡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同光体”盛行于光绪、宣统，以至民初之间，陈、郑号称同光，无非以道咸以降何绍基、郑珍“宋诗派”传统相标榜。“同光体”称霸晚清诗坛，从者甚众，至三十年代，犹自不衰。“同光体”分闽派、浙派、赣派，多为达官名流，但也不乏赞翊维新变法的有识之士。闽派陈衍，是同光体诗论家，编著有《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等。论诗倡“三元”说，宗开元杜甫、元和韩愈、元祜苏黄诸家。又承“宋诗派”“以涩为贵，恶熟恶，俗”之说，称“诗最患浅俗”。陈衍中年曾提倡维新，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流连山水，诗境枯淡，俱无足观。浙派沈曾植、陈衍等推为“同光体之魁杰”。沈治辽、金、元三代史，着力于边疆地理，为“一代儒宗”。曾助康有为创立强学会，并劝其上书清廷，倡言变法。《野哭五首》、《书感》、《园馆夜集》等诗，分别作于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日俄战争之际，感时抒愤，爱国情怀炽烈。赣派陈三立，湖南巡抚宝箴子。与康有为、梁启超相契、并褒赞其父在湘推行新政。戊戌后，父子同被慈禧褫职。辛亥鼎革，以遗老自命。唯晚年能秉持民族大义，日寇占据北平时，竟不食而死。为诗学韩愈，后肆力于黄庭坚，诗风“镜刻”，“生涩”。民国后，谬附同光体者日多，辗转相沿，前清遗老，失意官僚、词人墨客，竞相以古人标榜，“赞颂旃裘，诋滇民国”、“歌颂公卿，以侍取媚”之作充斥，“同光体”已入末路。“同光体”中人，如沈曾植、陈三立、陈衍，都曾参予维新运动，对“诗界革命”诸家，并非势同水火，为陈三立即以黄遵宪“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陈衍也说黄诗“惊才绝艳”。“同光体”诗，以陈三立为大家，《至沪访郑太夷》等诗，多于闲适中见其沉郁，可谓精品。

“诗界革命”是维新派诗人在戊戌变法前后掀起的一场诗体革新运动。黄遵宪在同治七年（1868年），就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界革命”口号。光绪十七年（1891年），所作《（入境庐诗草）序》一文是“诗界革命”的理论纲领。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创作原则，要求扩大新诗的创作题材，发挥作者的创作个性。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年至1907年），梁启超撰《饮冰室诗话》进一步提出“新派诗”；应“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并“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等，这些重要论点使“诗界革命”的理论纲领更为完备。

约在光绪二十二——二十三年间，夏曾佑、丘逢甲、谭嗣同、蒋智由、金天羽等相继发表“新派诗”，一般就认为“诗界革命”兴起于此时。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后东渡日本，在《新民丛报》大量发表黄遵宪、康有为、夏曾佑、丘逢甲、蒋智由等人“新体诗”，“诗界革命”步入**。

“诗界革命”的代表诗人是黄遵宪和丘逢甲。黄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悲平壤》、《哀旅顺》、《台湾行》、《渡辽将军歌》、《聂将军歌》等诗，“弃史籍而采近事”，洋溢着反帝爱国精神；《兮别离》、《登巴黎铁塔》、《樱花歌》、《锡兰岛卧佛》等诗，写域外生活，为清诗开一生面。丘逢甲曾亲率军民，御倭寇于台海，感事忧国，对时势之危殆，体认较深。《愁云》、《春愁》、《元夕无月》等作。抒发爱国志士之悲愤，掊击朝廷之无能和列强之暴虐，悲凉壮美，遂震动一时，被目为”诗史”。

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人，在苏州成立“南社”，而活动中心在上海。所谓“南社”，寓：反对北廷”之意。主要成员均为同盟会员，以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反对旧文学中宋诗派、汉魏六朝派、中晚唐派、常州词派、桐城体?集中掊击拟古主义的同光体末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学领域的主力军和卓越代表。民国六年（1917年》后，逐渐分化，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停止活动。

柳亚于为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是南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多次被选为社长。受顾炎武、龚自珍影响殊深，诗风“非唐非宋”，而自开户牖，自然清新，风华典丽。《放歌》、《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狱中》、《赠马君武》、《吊鉴湖秋女士》、《题张苍水集》等均为绝唱。陈去病，多以咏史诗作反清宣传，为《压门四健》之怀文天祥，《题郑延平战捷图》之。咏郑成功等。高旭曾假托石达开遗诗，鼓吹反清。论文主张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所作多歌行，《路亡国士歌》、《登金山卫城怀古》等诗，都为唤起人民独立思想。苏曼殊，著名诗僧，曾参予辛亥革命活动，与黄兴、章炳麟、陈独秀、鲁迅等相过从。诗多七绝，绵眇清幽，抒写恋情之作，尤为凄惋含蓄。·黄人、吴虞、黄节、连横、马君武、宁调元、吴梅、周实等人，也为南社中铮铮者，诗、词、曲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