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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第1页）

洋务运动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和捻军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打败，面对这种形势，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在中央官吏中以总理衙门大臣奕诉、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官吏中以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后起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代表，他们感受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从而意识到无论挽救民族危亡，还是维护自身统治，都不能再固守陈腐的“祖宗之法”，唯一的办法是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他们并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就形成了以拯救清王朝封建统治、御侮自强为目的，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史称此为“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意即同治、光绪年间举办的“新政”，又称“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开始，是在“自强”的口号下筹建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平实”，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起点。同治三年（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随军迁到南京。安庆内军械所虽然是以手工业制造为主，但却是当时清军的一大火器供应中心。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安庆军械所和上海、苏州洋炮局的物力、人力和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收买了美国人在上海虹口地区办的旗记铁厂一座，又将容闳从美国购买的“制器之器”一并归入，正式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上海制造局”、“沪局”。该局由原旗记工厂主科尔继续任制造技术指导，其一切事宜最初由上海海关道日昌督察筹划，后又任命湖北补用道沈保靖督办。开办经费约用银二十余万两。同治六年（1867年）江南制造局因厂地狭窄，由虹口移至上海城南高昌庙镇，进行扩建，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共建成工厂十五个，扩方言馆、炮队营、工程处、翻译馆各一个及各种附设机构十多个。建置经费先后用银二百万两。江南制造局从事军火生产、轮船修造、机器制造、科技书籍的翻译和培养外语人才。所制造的枪炮、弹药，供应南北驻军，“遍及全国，共达七八十个单位”。（主要是湘、淮军）。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将由马格里主办的苏州洋炮局移设南京雨花台，扩建为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主要生产枪、炮、子弹和军用物资。到八十年代上半期，已有工厂十余座，用银约五十余万两，所造之枪炮弹药主要供应南北洋驻军。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建船政局，后由沈葆桢接办。船政局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初由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任正副监督，雇用工人一千七百至二千人。原计划五年内造船十六艘，建厂经费约四十余万两银，每月造船经费五十三两银。同治八年（1869年）开始生产，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共成船十五艘，这时船政局共有工厂十六座，船台三座，先后用银达一百三十五万两。光绪元年（1875年）船政局由艺局学生主持接造。开始仿造旧式木船，从光绪二年（1876年）起，造七百五十匹马力的新式机器铁胁轮船，光绪七年（1881年）为南洋水师造三艘二千四百匹马力、排水量为二千二百吨的巡洋快船。同治六年（1867年），恭亲王奕祈奏准，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办“天津军火机器局”，同治九年（1870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称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津局”。不久，李鸿章将洋总办密妥士免去，另委沈保靖为总办。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火药、枪炮、子弹，供应淮军和直隶练军。到八十年代上半期，先后共用银一百一十余万两。

在同一时期内。，各地还设立许多军火工厂，“唯一省仿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到光绪十年（1884年）为止，清政府先后设厂局二十所，除江南制造局停办外，其余十九所分布在全国十二个省区。从六十到九十年代，三十多年中，洋务派办军事工业，共用银四千五百万两，均由国库支出；所有局厂一律归官办；生产的枪炮弹药和轮船均由清政府调拨发给湘、淮军和沿海各省使用；每个厂局均有成群的官吏，机构庞杂，洋务派办洋务首先聘请洋员。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亦筹建新式海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恭亲王奕沂请英人“协助购买欧洲造战舰”，同治元年（1862年），两广总督苏崇光与英人议定，向英国购买兵船。同治二年（1863年），一支包括大小船只八艘的舰队，由英国海军军官率领到达上海，由于英国人强夺中国海军的指挥权，清政府拒绝接受，这支舰队被遣散。清政府先后用银一百六十余万两的筹建海军活动流产。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的“设局监造轮船”的建议，决定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各以造船为重点，仿照西方，制造兵船，以装备海军。同治十年（1871年），两厂分别造出“惠吉”、“测海”、“操江”、“万年青”、“福星”等兵船数艘。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日昌提议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光绪元年（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拨银四百万两，作为筹办海军军·费，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北、粤洋三支海军，后由于财力有限，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沈葆桢死后，海军大权集于李鸿章一身，他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海军事务；又于光绪六年（1880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训练北洋系海军军官。同时又用银三百万两，从德国购买”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派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光绪十年（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南洋海军约有军舰十九艘、北洋海军约有军舰十五艘、福建海军约有军舰十一艘。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中法战争爆发，八月，法国远东舰队击毁了福建海军全部舰船，并摧毁福州船政局，南洋海军也受到损失，只有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保存了实力。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了“致远”、“靖远”和从德国购进“经远”、“来远”等舰，北洋海军实力加强。在这前后，李鸿章又修建了大沽、旅顺船坞，作为修理铁甲舰之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丁汝昌任海军提督，拥有军舰二十二艘。军事训练由英、德国人操纵。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结束了北洋海军的历史。

洋务派在开办军事工业的活动中，需要巨额经费，使他们感到“百方罗掘，仍不足用”，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因此，洋务派仿照西方，开展了建立民用工业的“求富”活动，借以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的目的。

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举办民用工业，包括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等等，到九十年代中期，共办几十个企业。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派漕运委员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办民用工业的开端。轮船招商局共招商股七十三万多两银，海关拨官款一百九十多万两银，官督商办。总局设在上海，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码头，代政府运漕米等。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开平矿务局，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在开干正式建立，招商股八十多万两银，官督商办。光绪三年（1878年）开井，次年使用外国机器，按新式方法开采。光绪七年（1881年），开平矿务局每日出煤“五六百吨之多”，十余年后，开采量增加，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吨”，且“煤质极佳，甲于他处”。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和北塘海口炮台试架设电报到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电报线由天津沿运河南下至上海等地，以后又架设了上海至南京和南京至汉口的线路。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商股八十万元。光绪十年（1884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并在各地设电报分局。光绪十六年（1890年），即电报总局成立十周年时，电报线已遍布全国各地。光绪七年（1881年）成立黑龙江漠河金矿，商股七万两银，官款十三万两银，官督商办，李鸿章派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办理。光绪—卜五年（1889年），用新式机器开采，，这一年产金一万八千九百六十一两。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办汉阳铁厂，由清政府拨款二百万两银作资金，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完工，共计十厂。官办无款可等，后由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商办。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开始议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五年（1879年）派郑观应筹办光绪八年（1882年）成立。招商股银达五十万两，采取官商合办形式。该局享有十年专利，不许民间仿办。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工，营业兴隆。光绪十九年（1893年）失火，损失约七十多万两银。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设华盛纺织总厂，下设十个分厂。光绪十六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将原设广东织布局移至武昌，建立湖北织布局。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底，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奏准在广东设织布局，后张奉调湖广总督，织布局随之迁往湖北，由于筹办资金困难，张之洞先后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十六万两银，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建造厂房，光绪十八年（1892年）底才正式开工，尚有盈余。

洋务派在七十年代后的二十几年里，先后创办了四十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尚存三十个，共有资本约计三千九百万元。这是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

此外，洋务派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先后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等二十多所近代学校，培养外语和近代科技人才。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还向欧美国家派遣近二百名留学生。

随着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覆灭，洋务运动也遂告破产。

（张国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