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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撰聊斋志异（第1页）

蒲松龄撰《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淄川（今山东淄博）蒲家庄人。蒲松龄出身于“书香”世家，但祖上科名并不显赫，到他父亲时，因科举不中，家道中落，被迫弃儒经商。蒲松龄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热中功名。十九岁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此后屡试不第。直到七十一岁方符了个岁贡。科举不得意，他便一生乡居，做私塾先生，生活相当贫苦，“十年贪病出无驴”，“终岁不知肉味”。正是因为科举的失意，使他从不满科举制度开始，逐渐看到现实中更多的黑暗，而贫困的生活，又使他能够了解农民的疾苦，以致其部分作品能够摆脱个人的积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矛盾，表达出人民的某些思想和愿望。

蒲松龄一生著述颇丰。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集六卷，文集四卷，通俗俚曲十四种，以及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等。《聊斋》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四十岁即康熙十九年（1680年）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修改和增补。镀聊斋》中绝大多数篇章记述了当时民间和下层文士间的故事传说。作者有意借用花妖狐魅的故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寄托自己的孤愤，以避开当时严酷的文网。《聊斋志异》现存版本主要有：手稿本，仅有上半部；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的底本。

《聊斋志异》的主要篇章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全书中数量最多的，是描写爱情的作品。其中有的作品通过花妖狐魅与人的自由恋爱，表现出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如《婴宁》、《莲香》、《香玉》等；有的则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刻意表现男女主人公对封建势力的抗争。《连城》一篇中，乔生因文才出众博得连城的青睐，但连城的父亲却嫌乔生家贫，不许二人成婚，以至连城积郁成疾命妇黄泉。连城死后乔生深感悲痛，又念她为难得的知已，便前往吊念，不幸因悲痛过度，当场死去。死后他在阴间继续寻找连城，在好友的帮助下两人双双还魂，携归故里。书中还有部分作品对科举制度的腐败进行了猛烈抨击。蒲松龄一生深受科举之害，对其弊端感受尤深，因而这类作品入木三分，思想性特别突出。《叶生》一篇指出科举埋没人才，原因是考官昏庸，《素秋》、《神女》、《阿宝》描写考场贿赂之风盛行，《于去恶》则进一步说明，庸官当道，只能择录庸人，科举导致庸庸相因的恶性循环。《聊斋》还以大量篇幅揭露了现实政治的腐败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迫害。《潞令》中的潞令贪暴不仁，横征暴敛，上任不到百日，便杖杀五十余人，《梅女》中某典史为了区区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出人命。《促织》更典型。皇帝爱斗蟋蟀，地方官吏纷纷邀宠。成名因买不起应征的蟋蟀被官吏毒打，后来好容易捉到一只，又被儿子不留意弄死，全家被逼上绝路，儿子含冤跳井。后来儿子的阴魂变为蟋蟀，上交皇宫，才挽救了一家被毁的厄运。在勾勒统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作品还塑造了一系列被压迫者的形象，作者歌颂了他们的反抗斗争，对他们寄予深切同情。作者尤其同情那些处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性，她们不论在人间还是在阴间，身世都同样悲惨，但作者也指出，她们并非驯服奴隶，想往自由、追求自由是她们的天性。《聊斋》的少数篇章还赞美了劳动者善良、纯朴、豪爽、机智的优秀品质。

鲁迅说《聊斋》“用传奇法，而以光怪”，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代寓言的传统。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聊斋》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在许多篇章中，妖魅和幽幽冥间都起着重要作用。作者有意将妖魅人格化、社会化，借助妖魅的超现实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物的刻划也很特别，生动是一方面，几笔即能传神，更重要的是作者表现人物不拘泥于现实，敢于突破生与死，人与妖的界限，因而给人一种亦真亦幻又鲜明可爱的感觉。情节的曲折也增加了作品的魅力。翠体而言，《聊斋志异》是部针贬现实的好作品，但其中亦宣传了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宿命论的观念，这就导致了作品思想意义的复杂性。

《聊斋》问世之后风行一时，形成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本来文言短篇小说在唐传奇后已逐渐衰落；明代虽有人效仿唐传奇，作过《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等，但没有多大意义。正是由于《聊斋》的思想艺术成就，才使这种艺术形式重新焕发出光彩。《聊斋》之后，文坛上出现大量摹仿之作，《谐铎》、《夜谭随录》、《阅微草堂笔记》即此类作品。这些作品或仅搬用《聊斋》的形式，或思想趋于保守，离《聊斋》达到的艺术境界相去甚远。《聊斋》的精华所在，如现实精神、精湛的白描刻划与讽刺笔法倒是被清代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儒林外史》等继承下来。

（张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