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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专权(第1页)

魏忠贤专权

魏忠贤初名进忠,河间肃宁人。少年无赖,吃喝嫖赌,将家财败尽,生活无着,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入宫,隶于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时熹宗为皇太孙,魏忠贤求为皇太孙母王才人典膳,亦为皇太孙导之宴游,深得皇太孙的欢心。魏忠贤深夜入宫,精心为皇太孙母办膳,是由魏朝引见的;魏朝是大太监王安属下,王安主持一宫之事,魏朝尽在王安面前表彰魏忠贤,故王安亦善视之。魏朝初与太孙乳母客氏私通,即所谓“对食者”。然而,魏朝一方面侍候王安,又承事太孙,忙碌不堪。魏忠贤乘间亦与客氏私通。客氏,系定兴民侯二之妻,十八岁进宫,二十岁而寡,生一子名国兴。光宗登基,册立太孙为东宫,魏忠贤为太子典膳,全凭客氏之力。魏忠贤得益于魏朝,两人结为兄弟,都与客氏私通。熹宗即位刚数月,一日夜,魏忠贤与魏朝在乾清宫暖阁争抢拥抱私通客氏,两人大骂特骂,又打又拉,吵闹声远近以闻。时皇帝已寝,声达御前。官司打到皇帝前,俱跪御榻前,听皇帝之令。因客氏厌魏朝儇薄,喜魏忠贤憨猛。熹宗皇帝由乳母客氏养大,故顺从乳母之意。从此,魏忠贤矫旨发落魏朝于凤阳,缢杀。自是客氏为忠贤专有。两人相结极深,后酿成魏忠贤专权乱政、尾大不掉之患。

熹宗即位后不久,大太监王安见忠贤不断侵权,欲重惩之。忠贤亦视王安成为自己进行专权的最大障碍,于是凭借他善于拍马逢迎,极得熹宗的欢心,于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将王安矫杀。熹宗对忠贤、客氏并宠,不足一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以及忠贤兄魏钊均为锦衣千户。忠贤本来目不识丁,例不当任司礼,由于客氏之力,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在明朝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居于首位,而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势极重,他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向外朝传达皇帝旨意,既掌握最高机密,又便于假借皇帝之命干预朝政。后来魏忠贤又提督(掌管指挥)特务机构东厂,让他的大爪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掌握锦衣卫,还在北京宫内创立“内操”,建立一支由万余名宦官组成的武装,其党羽盘踞其中,使人不寒而慄。东厂和锦衣卫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专门从事侦缉刑讯的军事专政机构。魏忠贤日引熹宗皇帝在宫内宴戏作乐,倡优声伎,或到郊外玩狗马射猎。他又同熹宗乳母客氏狼狈为奸,利用熹宗昏庸而无能,窃取了皇帝最高权力。

魏忠贤矫杀大太监王安后,更为骄横。反东林党的各党官员看到魏忠贤大权在握,纷纷投靠,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与反东林党各党结合成极端反动的阉党,在明末出现了最黑暗最残酷的反动统治。魏忠贤在内阁、六部和外地总督、巡抚中遍植死党,“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大学士顾秉谦、阁臣魏广微等,对忠贤毕恭毕敬,如同奴仆,卑躬屈膝到了极点。有的朝臣路遇魏忠贤,在道旁拜伏于地,连连高呼“九千岁”。在北京城内,郊外以及全国许多府州县,到处为他建立生祠,如北京崇文门内立广仁祠,宣武门外立茂{动灬}祠,芦沟桥立隆恩祠,通州(今通县)立怀仁祠,通州;昌平立崇仁祠和彰德祠,密云立崇功祠,苏州立普惠祠,杭州立普德祠,陕西立祝恩祠,四川立显德祠,扬州立沾恩祠,河南立戴德祠,湖广立隆仁祠,大同立嘉德祠等。有的官员不同意给他立生祠,竟被逮捕入狱,惨遭毒打。魏忠贤的爪牙很多,其中最为凶狠险毒的有所谓“五虎”,是阉党的文官幕僚。即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等,崔呈秀又为其首;有所谓“五彪”,是阉党的武臣干将,即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许显纯又为其最凶者。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是他专政乱政的得力心腹。在京师内外,有宫城内外,遍布魏忠贤的密探,有人背后或私下说魏一句坏话,被密探听到,立刻就会被逮捕,并进行严刑拷打,甚至遭到割舌头、挖眼睛、剥皮的酷刑。魏忠贤的篡权乱政,采取一整套军事的、特务的残酷手段,造成有明一代极端恐怖而黑暗的统治。

东林党人反对阉党斗争,最初是限于弹劾追随魏忠贤的爪牙和阁臣,忠告熹宗不要受魏忠贤和客氏的蒙蔽。而魏忠贤及其死党,对不肯依附于他们的办事力主清廉的东林党人,则力加排挤和打击。在他的策动下,天启二年(1622年),刑部尚书王纪、大学士刘一燎、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等人,被迫辞职。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东林党人黄尊素在奏疏中不指名地揭责魏忠贤与客氏的勾结,将会引起亡国之忧。魏忠贤大怒,要处以廷杖,幸韩扩相救,改为夺俸一年处分,才算了事。此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参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把反魏斗争推向**。

杨涟在疏中指出:“忠贤原一市井亡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倖恩,既而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其主要罪状有:自魏檀权后,皇帝旨意多由他传达,或“径自内批”,破坏了明朝建立以来二百年的“祖制”。凡抵制魏的清廉正直官吏,一概排斥、打击;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的直臣。害死秉性贞静、不肯附己的嫔妃:如将光宗选侍赵氏赐死,裕妃张氏方姬,魏与客氏勾结,谮于熹宗,将其饿死;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张氏娠,客氏以计坠其胎,帝从此无子。执掌东厂,到处逮杀百姓,竟把不肯杀人媚人、不善罗织兴狱的比较正直的官员削职为民。对魏家子侄滥加封赏,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贵,甚至连乳臭小儿也封侯赐爵,如封魏鹏翼为安平伯、鹏翼仅二岁,封魏良栋为东安侯、良栋时仅三岁。二、三岁小于,口皆乳臭,竟被封侯、伯,实为历史笑柄。魏忠贤出外,竟然僭用皇帝仪仗,“俨然乘舆”,故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好不威风。在宫内组织万人武装,钲鼓之声喧阗宫禁,使识者寒心,等等。魏党的这些逆迹,臣下皆畏祸而不敢揭,外庭又皆观望而不敢言,即或内廷奸状有所败露,由客氏向熹宗掩饰。杨涟进一步深刻地指出,魏忠贤篡夺皇权竟然达到这样的地步:宫廷之中,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擅权,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杨涟坚决要求严惩魏忠贤,“以正国法”,把客氏逐出内宫,“用消隐忧”。

继杨涟上疏者,又有给事陈良训、魏大中、万燝、周之纲等,御史袁化中、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等,科道徐宽卿等,兵部尚书赵彦,吏部郎中邹维涟等数十人,不下百余疏,先后申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弹劾魏忠贤。此年八月,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蔡毅中及其全监师生干余人,也纷纷上疏,一致要求弹劾魏忠贤。由于熹宗昏庸已极,魏忠贤仍然继续掌权,他为了报复那些上奏弹劾他的人,首先从屯田司郎中、东林党人、奏劾者之一的万燝开刀,指使群阉将万燝从家中拖出,活活杖死。由于东林党人在当时,在朝中还有一定权力,他还不敢立即向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只是以杀万燝,树其阴威。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在阉党的排斥打击下,首辅叶向高被迫辞职。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和左都御史高攀龙要惩办犯了贪脏罪的御史崔呈秀。崔连夜找到魏忠贤求救,当场求魏收他为养子,不久就成魏贼集团的“五虎”之首。他在魏前说:“高攀龙、赵南星皆东林,不除去南星、攀龙等,吾辈未知死所。”接着,魏忠贤斥责高、赵两人“朋谋结党”,矫旨将他们削官回籍。十一月,魏又捏造罪名,把东林党人杨涟和佥都御史左光斗削职为民。在魏的威迫下,首辅韩也被迫辞职。同月,督师山海关的大学士孙承宗要入京觐见皇帝,阉党一方面阻止他入京,一方面又攻击他,使孙只好于次年去职。至此,东林党人基本上被排挤出参预朝政的权力。

阉党将东林党人和正直官吏逐出朝廷不是目的,只是打击东林党人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对东林党人进行大屠杀。为此,首先制造舆论,炮制黑名单。他们编造了《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以上为天启年间编)与崇祯年间编造的《雷干录》、《薤裨录》、《蝇蚋录》、《蝗蝻录》合称“东林七录”,将他们想要打击的东林党人和其他正直官吏备列其中;如—在《天鉴录》中首列东林党领袖叶向高、杨涟、高攀龙、左光斗、韩扩、孙承宗等人。在《同志录》中,列入东林党重要人物黄尊素、惠世扬、李应升等人。在《点将录》中列入一百零八名东林党人,其中将东林党领袖李三才称“天罡星托塔天王”,列至首位。还有“及时雨叶向高”、“霹雳火惠世扬”、“大刀杨涟”等。

经过一番舆论和精心策划,魏忠贤向东林党人举起屠刀,大肆砍杀。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魏忠贤最得力的爪牙、锦衣卫指挥官许显纯对早已投入狱中的东林党人汪文言进行惨无人道的拷打,迫他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在“封疆案”中,接受了熊廷弼贿赂。汪文言宁死不肯诬陷杨涟等人,他在临刑前大声疾呼:“天乎!冤哉!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许显纯以毒刑害死汪文言。许残害汪文言后,又捏造汪文言的所谓“供词”,诬陷杨涟等人受贿。魏忠贤假借皇帝熹宗名义,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时称“六君子”)逮捕入狱,又将赵南星等十几人“受牵连”削职为民,“追赃”提问。东林“六君子”七月入狱后,受尽严刑拷打,惨死狱中。

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魏忠贤为了一网打尽东林党人和一切异己,以朝廷名义,将三百零九人榜示全国,凡榜上有名者,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同年,在魏忠贤操纵下,朝廷下诏毁全国的书院,北京的首善书院和无锡的东林书院首先被毁,东林党人讲学的权利也被剥夺。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魏忠贤命修《三朝要典》,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手段,并以皇帝圣谕的方式,诬陷东林党人借三案“邀功”。六月,要典编成,颁布于全国,成为进一步迫害东林党人的重要武器。

同年(1626年)三月,魏党再次制造屠杀东林党人的大冤案。将御史周宗建、左谕德缪昌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主事周顺昌、御史李应升、御史黄尊素、佥都御史周起元下狱(史称东林“后七君子”)。高攀龙此前削籍居家,杜门著书。闻缇骑(捕役)至,义不受辱,决心以死,抗议阉党对他的迫害。绐家人自寝,夜半密起投池自尽。这是他追踪屈原,“效屈平之遗”。周顺昌在狱中,拷比倍酷,身无完肤。每次审讯,必大骂魏贼,而且骂不绝口,许显纯狠毒地打落了他的牙齿,恶恨恨地问:“尚能骂魏公否?”周顺昌仰头,将满口鲜血直喷许贼之面,骂得更为厉害。他和其他五人,都在狱中受尽酷刑而死。

魏忠贤残酷地镇压了东林党及其它反对派后,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作恶,形成明朝宦官为祸的最烈时期。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崇祯帝深知魏忠贤专权之害,决心把最高权力夺回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朝臣亦知道他对阉党有恶感,因此交章弹劾。十月,工部主事陆澄源上言四事,其中指出:“厂臣魏忠贤服事先帝,论功行赏,自有常典,何至宠踰开国,爵列三等也尸兵部主事钱元悫上言:“魏忠贤以枭獍之姿,”“群山蚁附,势渐难返,称功颂德·,布满天下,几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冒于乳臭,几如梁冀之一门五侯。”特别是贡生钱嘉徵上数魏忠贤有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邀边功、伤民财、亵名器。十一月一日,崇祯帝将魏忠贤发配到安徽凤阳,籍其家。十一月七日,魏在途中自缢而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老家。笞杀客氏于浣衣局。魏良卿、侯国兴、客光先等弃市,籍其家。斩崔呈秀于蓟州,复诛许显纯、田尔耕、天下大快。

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召大学士韩扩、李标,吏部尚书王永光,刑部尚书乔允升等定逆案。三月,廷臣上《钦定逆案》,诏刊布全国,除首逆魏、客二人外,追随魏氏的阉党二百六十人,分别定斩首、充军、徒刑、革职等七等罪。下诏焚毁《三朝要典》,为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韩扩回朝又作首辅,并起用韩扩的门生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

(贺树德)修iT历法

据史载,中国古代自黄帝迄明代前,改革历法数十次。由黄帝迄秦代,凡六次;由西汉初至东汉末,凡四次;由曹魏至隋代,凡十五次;由唐代迄后周,凡十六次;由宋初迄宋末,凡十八次;由金熙宗迄元代,凡五次。有明一代,有建议改正历法者,有专官修治者,有著书考定者,达数十人参与,粗略统计修订历法之次数在十四次以上。

首先,在明太祖朱元璋吴元年(1367年)冬十一月,由太史院使刘基率其属下高翼上《戊申大统历》。

接着,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冬十月,征元太史院使张佑、张沂,司农卿兼太史院使成隶,太史同知郭让、朱茂,司天少监王可大等,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等十四人,修定历数。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设钦天监官,学习者分四科:天文科、漏刻科、大统历科和回回历科。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专科肄矣。五官正理历法,造皇历。此年造《大统历》、《御览月令历》、《六壬遁甲历》、《御览天象七政躔度历》。

洪武十七年(1384年)冬闰十月,钦天监博士元统上书:“臣闻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历。随时修改,以合天道。今历虽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踵授时之数,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时》法以至元辛巳为历元,至洪武甲子积一百四年,以历法推之,得三亿七干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云大约七十年而差一度,每岁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远数盈,渐差天度,拟合修改,请以洪武甲子岁冬至为历元。而七政之行,有迟疾顺逆,伏见不齐;其理深奥,实难推演。闻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师郭伯玉者,精明九数之学,愿征令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书奏上去,报可,并擢元统为监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七月,钦天监副李德芳不同意元统的主张,他说:“故元至元辛巳为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长一日,下验将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监正元统改作洪武甲子历元,不用消长之法。考得春秋晋献公十五年戊寅岁,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为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与当时实测数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献公戊寅岁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末日午正三刻,比辛巳为元,差四日六时五刻。当用至元辛巳为之,及消长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统复言:“臣所推甲子历元,实於旧法无爽。”洪武帝曰:“二说皆难凭,独验七政交会行度无差者“为是。”最后,钦天监以洪武甲子为历元而造历,依授时法推算如初,名《大统历法通轨》,四卷。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代造《己巳大统历》。学士杨廉言:“汉兴四百年,更三造历。唐三百年,更七造历。宋三百余年,至十八造历。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验不爽,则知许平仲、郭守敬所造历,理数极精,古今历无过之者、乃天生杰出之智,豫国家历数无疆之用也。”就在此年,造《己巳大统历》。冬至夏至,昼夜六十刻,行之而疏,不久废而不行。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历法,略言台监推算日月交食,时刻亏分之谬。同时力荐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阳玛诺等,言:“其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或测其皮肤。又说现在台谏诸臣,刻漏尘封,星台迹断者,宁可与之同日而论也!昔年利玛窦最称博览超悟,其学未传,溘先朝露,士论至今惜之。今庞迪我等须发已白,年龄向衰,失今不图,政恐后人无解。伏乞敕下礼部,亟开馆局,首将陪臣庞迪我等所有历法,照依原文,译出成书,其于鼓吹休明,观文成化,不无裨补也。”礼科姚永济也同意此见;时庶务因循守旧,未暇开局翻译。

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开设历局,命吏部左侍郎徐光启督修历法。先是,五月初一日,日食,时刻不验,崇祯帝切责钦天监官。五官正戈丰年等奏言:“大统历乃国初监正元统所定,其实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时历也。二百六十年来,历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尝增损,非惟不敢,亦不能。”“至元十八年成历,越十八年为大德三年八月,已推当食而不食”。礼部也认为:“历法大典,唐、虞以来,咸所隆重,故无百年不改之历。有明一代许多历法专家皆明知郭守敬旧法本未尽善,多次进行修改,亦未超出其水平,就是郭守敬如果在世,也会主张重修历法。于是徐光启上历法修正十事:一、议岁差,每岁东行渐长渐短之数,以正古来一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异之说。二、议岁实小余,昔多今少,渐次改易,及日景长短,年年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气朔。三,每日测验日行经度,以定盈缩加减真率,东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四,夜测月行经纬度数,以定交转迟疾真率,东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离。五,密测列宿经纬行度,以定七改盈缩迟疾顺逆违离远近之数。六,密测五星经纬行度,以定小轮行度迟疾留逆伏见之数,东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七,推变黄赤道广狭度数,密测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与黄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转。八,议日月去交远近及真会似会之因,以定距午时差之真率,以正交食。九,测日行,考知二极出入地度数,以定周天纬度,以齐七政。因月食考知东西相距地轮经度,以定交食时刻。十,依唐、元法,随地测验二极出入地度数,地轮经纬,以求昼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无先后多寡之数。因此,他荐举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共同襄助他进行修订历法。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请西洋人汤若望,七月请西洋人罗雅谷均参加历局,从事修订历法。由于徐光启督修历法认真而有功,升为礼部尚书。崇祯四年(1631年)春正月,礼部尚书徐光启向上进呈:《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奉》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初——日,日食,徐光启复上测候四说。其辩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命山东布政司右参政李天经督修历法,因徐光启病,辞去督修历法之务。不久,徐光启病逝,所著《崇祯历书》几百卷,是他生前最后几年的力作,为后世留下一份宝贵财富。

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督修历法山东右参政李天经上《历元》十七卷,《星屏》一卷。十一月,日晷星晷等仪器告成。先是,西洋人罗雅谷、汤若望在历局工作,负责造测仪六式:象限悬仪、平面悬仪、象限立运仪、象限座正仪、象限大仪、三直游仪。还有弩仪、弧矢仪、纪限仪诸器。以上仪器造成之后;崇祯帝命太监卢维、宁魏征至局检验,以便正式起用。

(贺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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