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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第1页）

郑和下西洋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回族人，祖居云南昆阳洲（今云南省晋宁县）。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云南时，他被阉入宫，做了太监。后，随燕王朱棣至北平，居燕王府。在“靖难之役”中，因其为人机警，智勇双全，“出入战阵，多建奇功”，深受燕王赏识。永乐元年（1403年）论功行赏，他被庄重地赐予姓名——郑和。次年，又升为内官监总管太监。通过这次战役，他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为后来指挥舰队七下“西洋”，创造了必要的重要条件。同时，郑和虽原本世代信奉伊斯兰教（时称回教），但于永乐元年却又在道衍（即姚广孝）引荐下，皈依了佛教，成为一名佛教徒，法名福善，因此又被人们称为“三保太监”。

当时，正值明朝国势蓬勃上升的重要时期。经济实力十分壮大，政治局势相当稳定；宋、元以来海外贸易的兴盛，对外移民的不断增加，特别是造船业的空前发达，航海技术的长足进步，罗盘针的广泛用于航海，众多水手和技师的培养长成，又为其远洋航行提供了雄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科技手段。在此情况下，自命为“天下共主”的雄心勃勃的成祖朱棣，为宣扬国威，“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于是决定派使臣率船队出海远航，访问亚、非诸国。但是，这样重大的举动，如果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总指挥，是很难实现的。而郑和身为内官监总管太监，外出采办是其责任范围内之事；又兼有回、佛二教徒的双重身份，更便于同“西洋”诸国官民的正常交往；其父、祖均曾亲自到过天方（即麦加，今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朝圣”，又耳濡目染间接地了解并熟悉了“西洋”各国和各地区的风土人情；此外，更有前述“靖难”之役中积累的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可说是再好不过的理想人选。所以，明成祖朱棣毅然决然地任命他出使总指挥，而以其挚友王景弘为副使。从此，郑和便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轰动世界的七次大规模的“下西洋”（广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地区，包括今天印度洋、文莱以西的地区）活动。

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郑和偕副使王景弘，率领将士和水手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分乘六十二艘大船（一说二百零艘），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省太仓县浏河）出海，经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爪哇、旧港（今称巨港）、苏门答腊（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古里（今印度科本科德）。他们一路宣扬明朝德政，以及同各国通商友好的强烈愿望，深得各国官、民的欢迎。永乐五年（1407年）十月初二日，郑和舰队返航回国时，不少国家的使者随同访华，商谈建立邦交和通商贸易关系。其间，只是在旧港，出于自卫，郑和曾不得不以武力击败前来抢劫宝船物资的海盗，生擒了其首领陈祖义。此次航行仅是试验性质，其历经范围亦未超出印度洋沿岸地区。

同年十月，郑和等利用东北季候风又进行了第二次出海航行。经暹罗（今泰国）、柯枝（今印度柯钦），又到达古里。至永乐七年（1409年）七、八月间正式返回。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其路线；范围与第一次大体相同。

郑和第三次出海航行，是在永乐七年十月（1409年）。这是为护送各国的使者回国而进行的。他只带了四十八号宝船。为了以后做更大规模的远航，他们开始在其航行的中心地区——满刺加，建立起重栅小城，修盖了大型仓库，作为中转站。这次仍以通商为主，一路也还顺利；只是在锡兰山时；受到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的诱骗，并进而硬索金币，抢劫宝船。郑和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对其进行了武装自卫战斗。他只带领二千名士兵，出其不意，乘虚攻破锡兰都城，活捉了国王亚烈苦奈儿及其王后和官属，并于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初六日押解回朝，经过成祖的一番细心解释工作，仍予放回。这次航行仍未越过印度西海岸以外。

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月，郑和开始了第四次下西洋。这次航程较远，所到的国家和地区亦较多，已远逾印度以西。新去的国家和地区有：溜山（今马尔代夫）、榜葛剌（今孟加拉），最后由古里直航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南的岛屿）。遇到的麻烦，是在苏门答腊王位争夺战中，伪国王苏干刺侵犯都城，原王子请援于郑和。苏干刺恼羞成怒，邀击郑和的船队。郑和被迫还击，将其擒获，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八月十二日，回国后，送阙正罪。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郑和又进行了第五次远航。这次到达的国家和地区最多，航程也最远，直达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在今肯尼亚境内）、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刺撒（今也门共和国境内）。永乐十七年（1419年）八月初八日回返时，竟有十七个国家的使节，随同来华访问。其中有王子、王叔、王弟等，分别通过谈判，同明朝建立起正式邦交。

为护送诸国使节回国，郑和奉命又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三月初三日，进行了第六次远航。此次路途虽远，但往来却非常迅速，于次年（1422年）便返回国。

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则是在成祖及其子仁宗相继去世后的宣宗时期。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病逝于榆木川。其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仁宗以下“西洋”为“劳民伤财”，听信了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建议，曾一度“罢西洋宝船”，废止此项活动，甚至连所有有关档案资料，亦予以焚毁。故直至宣德六年（1431年）十一月，才得实现第七次下西洋的航行。仍以郑和为总指挥。这次到达了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归来时已是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初七日。并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臣随同来华，与明朝建立起联系。

宣德九年（1434年），六十四岁的郑和病逝。就在这一年，其副使王景弘又组织了第八次“下西洋”的活动，但其声势与规模都已远不及前七次了，只能是个尾声罢了。

总之，郑和的七次泛海远行西洋，前后长达近三十年，行程以万里计，访问范围，南至爪哇岛，北迄波斯湾和红海东岸的麦加，东至台湾，西达非洲东海岸、赤道以南。包括占城、真腊（今柬埔寨）、暹逻、满剌加（今马六甲）、彭亨（今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畦、阿鲁、南勃里（属今印度尼西亚）、锡兰（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榜葛刺（今孟加拉）、南巫里（属今印度）、忽鲁谟斯、祖法儿（今佐法儿）、阿丹（今红海的亚丁，属今也门）、比刺（今索马里的不刺哇）、木骨都束、麻林和天方等亚非近四十来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时间之长，足迹之广，在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盛事，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贡献。郑和是打开从中国去红海及东非洲地区航道的第一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者。郑和下西洋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把大量的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铁器和金属货币等带到亚洲各地；又从国外收买回胡椒、谷米、棉花，换取大量海外奇珍、香料等奢侈品，大大开拓了海外市场，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同各国政府间和民间的友谊，从而刺激了国内的商品生产和工商业的长足进步，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通过郑和下西洋宝船的交往，大批华人也流往南洋各国，华侨人数自此剧增，成为了南洋各国重要的社会生产力量。他们与当地人民共同推动了南洋地区的开发。其次，在政治上扩大与强化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跟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在科学技术上，扩大了中国人民的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海外地理知识。郑和编制的《航海地图》，详载了沿途各国的航道、地理位置、距离等，尤其是“咸位编》一书，可以说是一部相当详尽的航海手册；其同行者马欢著的《瀛涯胜览》，费信著的《星槎胜览》和巩珍著的《西洋蕃国志》，均详细记载了所到各国和地区的风俗人情，诸般概况，又大大增进了中国人民的知识，成为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最后，在远涉重洋的航行中，郑和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同“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进行了殊死搏斗，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

（彭云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