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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第1页）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属山西）人。司马光青少年读书时，即喜爱读史书，举进士甲科后进入仕途，同时也就开始了他的修史活动，此项工作约经历了四个时期。

从宝元元年（1038年）到嘉祐八年（1063年）是第一个时期，即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前的修史活动。司马光中进士第，除奉礼郎、华州推官，为事亲，改签苏州判官事。父母相继去世，服丧五年，闭户读书，著《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及史评十八首。其中许多议论成了后来《资治通鉴》“臣光日”的内容。因此，在这一阶段，司马光已经在写《通鉴》的有关内容，可以看成《通鉴》编修的开始。

从治平元年（1064年）至治平四年（1067年）是第二时期，即司马光全面编制《资治通鉴》的准备时期。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司马光服除、任武成军判官。后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后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宫，修起居注，判礼部。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作《历年图》五卷，又作《通志》八卷。《历年图》为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治平元年进，《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迄秦二世三年，构成以后《通鉴》的前八卷内容。《资治通鉴》的架构已初步形成。

治平二年，司马光为谏官、除龙图阁直学士。次年，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升翰林学士；十月，进读《通志》成，因其书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神宗亲为制《序》，俾日进读。

第三个时期由熙宁元年（1068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为《资治通鉴》全书编撰时期。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在“理财之事”、“论祖宗之法”是否可变、“三司条例司置当否”、“青苗法利弊”等问题上，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对立。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司马光被拜为枢密副使，六上札子，固辞。秋，以端明殿学干知永兴军，徙许州，请改徙西京御史台，“自是绝口不复论事”，专心于《资治通鉴》的编制。居洛十五年，与反对变法的人士邵雍、吕海、范镇等交游甚密。神宗晚年病笃，尚关心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事。全书在写作过程中，神宗喜爱这部书，促使早日终篇，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元丰七年（1087年），这部名著《资治通鉴》结篇，加资政殿学士。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由司马光和他的三个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人，专精史学，为司马光赏识。修书数年，凡史事纷错难治乾，则以诿之。司马光居洛期间，刘恕奏请身诣光修书事，许之。熙宁九年，刘恕行数千里赴洛。劳累过度，病重，留数月而归。未至家，其母去世。悲哀忧郁瘫痹。病中以口授其子刘羲仲书写。元丰元年九月，刘恕去世，年四十七。自著有《十四纪年》、《通鉴外纪》等。

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人。刘攽与其兄刘敞及兄子刘奉世都是学识渊博、能潜研史学之士，人称之为三刘。刘攽精汉史，著有《东汉刊误》等。

司马光于治平年问得刘恕、刘攽为协修，熙宁三年，司马光又乞差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与刘恕、刘攽相比，范祖禹是最年轻的。范祖禹精唐史，自己又著《唐鉴》，深明唐代三百年治乱兴衰，为时人称为“唐鉴公”。范祖禹在洛十五年，“在书局”专心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书成，被荐为秘书省正字。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又体现司马光“一家之言”的成功之作。各个助手承担《通鉴》编修的任务，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胡三省、马端临、全祖望及近代学者意见大同小异。范祖禹担任《通鉴》中唐史部份的与修工作。刘攽任汉代部份的内容的编修。刘恕为全局副手，他承担的任务或说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部份，或说是自南北朝至隋的长编，或说专修五代部份。或考订刘恕担任的工作前后有变化。司马光参与全过程的修史工作，全书定稿“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对历史的看法和范祖禹、刘恕的观点也有差异，但《资治通鉴》的“臣光日”完全贯彻司马光的见解。所以说《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又体现了司马光“一家之言”的成功之作。

第四个时期是《资治通鉴》的刊刻问世阶段。元祐七年（1092年）刻印毕立于学宫。《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钜制，全书二百九十四卷，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的历史。《资治通鉴》编修的主旨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治史严谨，考辨材料的方法称为考异法，这部史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编纂史书是先编“丛目”，将收集的史料，按照年月顺序，标明事目，翦粘排列。第二步编“长编”，整理丛目，考订取舍，重加组织润饰。最后是定稿。这给后人修史留下宝贵的编纂经验。

《资治通鉴》问世后，编年体史书有较大的发展。受到《通鉴》的影响，宋代的编年体史书重要的作品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为《资治通鉴》作注释和考辨的著作，重要的是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释文辩误》等。与《通鉴》有关的其它体裁史书，最重要的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与他的学生完成《资治通鉴纲目》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造新的史书体载本末体，这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资治通鉴纲目》创纲目体裁编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