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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包拯（第1页）

清官包拯

封建社会有“清官”，并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这是历史事实。统治阶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的。在统治集团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脸谱。清官和贪官，这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由于封建社会的动**变乱，个人的政治生涯和生活经历都不同，各人的思想文化修养又有不同，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也会产生接近和同情人民的廉洁守法的官吏。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就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从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执法不阿，铁面无私。包拯就是这种人物。

包拯（999一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安徽合肥）人。他在好多地方做过知县，接触到社会下层的实际情况。他一生的立身行事，有许多特点是当时官吏所难以办到的。最突出的就是“执法不阿，铁面无私”，并能“为民请命”。他的从舅（就是堂舅）的儿子犯法，照样杀头。这种“大义灭亲”的精神，为人民伸张了正气，对于皇亲国戚，他也敢于提出申斥。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包拯提出弹劾，说他是“白昼之魑魅”。为了挽救“孤贫下户”，缓解人民的疾苦，在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方面，包拯是作了一番努力的。有一年，陈州（河南淮阳）市场上的小麦，每斗实价五十文，而夏税小麦每斗要折纳麦钱一百四十文。包拯说：这分明是“于灾伤年分二倍诛剥贫民”。这种“非常暴敛，小民重困”，必须改革。他主张按照市价来折算。

由于契丹贵族的骚扰，宋朝派包拯往河北一带调度军粮。他看到漳河流域土地肥沃，但没有很好利用。邢州（河北邢台）、越州（河北赵县）等地方有一万五千多顷的民田荒废，影响了北方的粮食的供应。经过包拯的交涉，都重新开垦起来。1042年（庆历二年）宋、辽再次达成和议之后，包拯终始主张要加强战备。他根据历史经验，认为“以古揆今，未有恃盟好、舍武备而不为后患者。”他对当时“卒骄将惰，粮匮器朽”，而且“训练有名无实”等现象，深感忧虑。

包拯对于贪官污吏，力说严办。他认为“贪猥之徒”一经揭发，必须依法惩办，原荐举的人也应当“重坐”。针对刑狱冤滥，刑官草菅（jiān肩）人命的种种罪恶，他大声疾呼，主张“慎刑”。他深感当时“天下刑法，冤枉者多”，“而死者不可复生”，必须慎重其事。1056年（嘉祐元年），包拯出任开封府知府，前后大约一年半时间。由于他刚直清正，不向权贵低头，清理了一些冤狱，使含冤受屈者得以昭雪。三司使张方平，霸占了大量民田，经过包拯的揭发而被罢了官。

包拯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天章阁和龙图阁是宋朝为优待文学之士而设的。宋代的文官，于本职之外往往加给殿阁学士、直学士或待制等头衔，表示他们有很高的名望。因此后来人们又称包拯为“包龙图”或“包待制”。他的地位虽高，但平日生活十分俭朴，“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与包拯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司马光，他在《涑水纪闻》这部著作中，就记录了当时京师人民关于包拯的歌谣：“关节（贿赂的意思）不到，有阎罗包老”。对包拯为官正直，铁面无私，加以赞扬。

到了南宋，朱熹把有关包拯的言行，都收录在《五朝名臣言行录》里，广为流传。

早在南宋时期，包拯断狱的故事就在民间艺人的演唱里流传。到了元朝，包拯的形象被搬上了舞台。元代戏曲文学中，包公杂剧数量很多。《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是著名的元剧名作家关汉卿的作品。那个“随朝数载”的鲁斋郎，蒙受皇帝恩宠，却没有能逃脱包公为民除害的精心布局，终于自取灭亡。《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也是关汉卿的名作。剧本中的皇亲葛彪，打死百姓王老。按照封建王法，葛彪无须抵命。但当王老的三个儿子替父报仇，愤怒打死葛彪之后，包拯同情人民，他用“智”把一个犯死罪的偷马贼顶替了王老儿子的命。

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里的张别古，耿介刚直，意志坚强。他敢于斥责仓官是“害民的贼”，“于民有损，为国无益”。他临死前还叮嘱小别古斗争到底。包拯为了替张别古父子伸冤报仇，也是用“智”抢在皇帝的赦书来到之前，让小别古用钦赐的紫金锤打死赃官。仗着紫金锤行凶杀人的赃官，竟然被人民用那柄紫金锤把他打死，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最大讽刺。这是包公戏的代表作，主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表现清官包拯清正爱民，刚直不阿，能为民请命的性格特征。剧中写他在去陈州的路上，不带跟随，是一个庄稼老的身分。途中的一个妇女王粉莲唤他牵驴，他就一路上替人牵驴，谈起家常，终于从王粉莲口中了解到两个赃官的恶行。后来在接官厅，为了证实道听途说是否属实，又故意当面激怒了赃官，遭到了吊打。这两个赃官本来是到接官厅来迎接钦差大臣包待制的，结果却把包拯高吊在槐树上。这些包公戏中包拯的形象，虽然取自历史，但其故事情节，却大都是作者的虚构，其中既有人民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尽管如此，它对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状况，特别是了解象包拯一类清官，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制裁某些损及封建制度根本利益的个别人的历史状况，还是有所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