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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仙李白（第2页）

从南朝齐梁以来，颓废**靡的形式主义文学曾经泛滥一时，宫体诗就是它的代表。初唐的文坛，仍然蒙受着这种恶劣的影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陈子昂在唐代第一个提出了鲜明的战斗主张，对这股形式主义的逆流进行了正面的抨击。他反对“采丽竞繁”，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这也就是要求文学家关心现实的重大课题，正视并反映现实，要求作品写得清新和刚健。陈子昂虽然在他的创作中贯彻了自己主张，然而他的作品却还存在着干枯板滞等特点。当然，要彻底清除这种影响，也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要取得全面胜利，还有待于后人的不懈努力。

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理论，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建安以后的形式主义文学，揭露了他们“绮丽不足珍”的实质，并且把恢复发扬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李白的诗就是他的理论和实践在创作上的光辉成就。过去陈子昂所没有做到的，李白做到了。陈子昂所没有完成的，李白完成了。陈子昂成为李白的先驱，李白继承和发展了陈子昂开始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李白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李白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汉魏乐府中对社会生活规律的深人探索，两晋乐府中对幻想中美好世界的强烈追求，南朝乐府中人民的纯真的爱情，北朝乐府中的英雄气概和边塞景色，散调杂曲之类的豪唱狂歌，这一切，都对诗人具有深刻的影响，诗人通过自己的创作，熔炼成一个全新的风格。这是文学评论家一致承认的。

其次，李白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遗产的继承，一方面忠实于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那些直接用乐府古题为题的诗篇，在同一题目之下，乐府古词的妙处，往往正因为李白的新词而更加鲜明。汉魏以来，诗人拟作的乐府很多，其中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的也不少，但是像李白这样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却是空前未有的。文学史证明，正是这样高度创造性的继承，才能把乐府民歌中的优良传统真正发扬出来。

李白的诗不但对当时的文学界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以后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和杜甫被后人推崇为“诗仙”、“诗圣”，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李白的诗由于被人们所喜爱，所以流行很广。像《静夜思》、《蜀道难》那样的诗更是家喻户晓。他的诗中那鲜明的个性，豪放的气魄，朴素的形式，浪漫主义的格调，是千秋万代也不会泯灭的，会永远在诗坛闪跃着奇光异彩。在李白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他的诗仍然影响和哺育一代代诗人，甚至到了近代，我们仍然可以从龚自珍等人的诗中看到李白的影响。

诗圣杜甫

杜甫，字子美，曾自称少陵野老，因做过工部员外郎，被人叫做杜工部。他亲自经历了安史之乱这场大变乱，饱经丧乱，也受了丰富的锻炼。他用诗歌记实事，发议论，画出一幅幅流亡图。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后人把杜诗叫做诗史，其实他写得比许多史家更丰富、更生动。

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衰落的世族家庭里。他在文学上用过苦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他的经验之谈。他有一番抱负，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同上）。然而唐朝政治正在走下坡路，杜甫受权臣排挤，找不到出路，在愁苦的生活中，他的眼光越来越注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开始写出一批反映现实比较深刻的作品，如诉说农民沉重的兵役负担的《兵车行》；批判天宝年间一些不义战争的《前出塞》；斥责杨家豪门奢侈荒**的《丽人行》；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更直率地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批评豪门贵族随便耗费农民的血汗，写出了传诵了一千二百余年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由此可见，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已经在写诗史了。

叛乱爆发时，杜甫刚到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家属，随即移居白水（今陕西白水南）。潼关失陷后，诗人带着全家，流亡道途，备尝艰辛。他把家口安置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今名“大盛号”），只身出门，想到灵武见肃宗，中途被叛兵捉住，送往长安。这时诗人不过四十五岁，但形容憔悴，不像个官儿，才没有被加上伪职。

他在长安住了八个月光景，听到叛军到处窜扰屠杀的消息，精神非常痛苦，又不知家属安危，忧虑不安。这些见闻感受，都熔铸在真挚动人的诗篇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是这时的代表作。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逃出长安，西奔凤翔。他朝见肃宗时，衣破露肘，脚穿麻鞋，老瘦不堪。肃宗任命他做左拾遗，那是个“从八品上”的官，以对政事提意见为职责。不久，皇帝就讨厌他欢喜批评朝政的作风，以给假探亲为名，逐出朝廷。

这位白头拾遗穿了一领青袍，徒步回家。一路上所见所闻，都写在七百字的五言诗《北征》中间。《北征》是叙事诗，也可以说是篇奏议，在杜集中也属于罕见的名篇。

阡陌之间，人烟萧瑟，所见多半是呻吟流血的伤兵难民。深夜经过战场，又看到很多惊心怵目的景象。史家没有忠实地记录这场变乱造成的残败景象，更讳而不言人民遭受的苦难，诗人却绘影绘声地刻划出来了。

他称赞马嵬驿事变，“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态度十分明朗。他反对用回纥兵，“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婉转地提出单用官军便可破敌的意见。

他记了史事，发了议论，写出来又是艺术性极高的诗。这是极大的成功。

唐军收复长安后，杜甫仍旧做左拾遗，但是不久又被贬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司功参军，管理祭祀学校等工作。这表示皇帝把他完全丢开了。

乾元二年（759年），相州城下九节度使大军溃败，杜甫恰巧因事往来于洛阳、华州之间，亲眼看到兵荒马乱的景象，于是写出了《三吏》《三别》等名篇。这些诗篇反映了人民的惨痛遭遇。也是对那些制造祸乱、残害人民的封建统治者的鞭挞。

连年战乱，人口减少，能当兵的青壮年尤其不多。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老弱妇孺都抓去服役。《新婚别》说：“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拉走的是刚结婚的新郎。新安县是“县小更无丁”了，官府却把未成年的“中男”拉去当兵。“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这就是诗人在新安道上的感受。“子孙阵亡尽”（《垂老别》），老头子只得挺身去上战场，“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这是什么情景!甚至一个打了败仗的散兵，还到故乡，刚想“荷锄灌畦”，县吏已经来征发他入伍了。他的家属一个也没有了，“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可别，然而内心的沉痛，更甚于有家可别的人。在《石壕吏》中，诗人写的县吏半夜捉人的情景。这户人家，三个儿子都在军中，其中两个已在相州阵亡，家中除两老之外，只有个带着乳婴的媳妇。县吏不顾这些，只要抓人当差。老头跳墙逃走，老妇只得跟着县吏，到军队里去烧饭，第二天只好“独与老翁别”了。

诗人写了惊心动魄的流亡图，对政治的黑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久便弃了官职，当一个“野老”了。

诗人浪迹天涯，访求一个容身的小天地。他先到秦州（今甘肃天水），继又南下同谷，经栈道，穿剑门人蜀，于十二月到成都，才定居下来。他一路上写了许多诗，记行踪，绘江山，也反映了社会现实。《盐井》云：“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史书所载盐价，以每斗三百七十钱为最高的数字，据此两句，可知转贩的售价，每斗高达六百。杜诗真是信史啊!

杜甫在成都花溪西，临近锦江的地方，建了所草堂。这所著名的杜甫草堂，历劫犹存，解放以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经过妥善的整修，把总面积扩大到三百亩左右，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杜甫在世的时候，在草堂不过住了几年，后来又为生计所迫，沿江东下，在夔州（今四川奉节）、江陵、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漂泊多年。他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健康越来越恶劣，竟于大历五年（770年）病死在岳州（今岳阳）附近的客船上。

杜甫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坚决反对安史的叛乱，批判权奸豪门。他对于“西戎外甥国”（吐蕃）乘人之危，破坏唐蕃和好，流露出忧虑的心情。他对政府无力抗拒吐蕃贵族的侵扰，感到痛心和愤慨，在《诸将五首》等诗中谴责了大臣将领的无能。他拥护平定军阀叛乱的战争，也毫不犹豫地斥责平叛官军杀掠人民的罪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之三），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杜甫的思想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同情人民，但仍旧劝人民忍受。“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封建王朝的军队中的将帅和士兵怎会如此和谐呢?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过分责备杜甫，因为一个古代地主阶级的诗人能够像他那样深刻地反映社会实际，毕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