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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制开皇律（第1页）

隋文帝制《开皇律》

北周宣帝时，法令繁苛，诛杀无度，造成上下离心，而宣帝又制《刑经圣制》，“更峻其法”。当时杨坚身为外戚，位尊望隆，深为宣帝所忌，但他仍以“法令滋章，非兴化之道，切谏”，虽不为宣帝所纳，也可见其早就有心改革北周“刑政苛酷”的志向。宣帝死后，杨坚以丞相入总朝政，首先从改革北周的苛刑峻法入手，删略旧律，更为宽大之政，制定《刑书要制》，实行轻刑恤罚，使人心归附，终于取得天下。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代周建隋，即位后不久，就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人制定新律。杨坚虽受周禅，但他在指导修定法律时并不拘泥于传统。他认为北周的法律比起北齐律来说，“烦而不要”，故提出远采魏、晋的旧律，近取北齐与梁朝的法律，“沿革重轻，取其折衷”。北齐与南梁，对隋来说都是“敌国”，但杨坚并不因此而抱偏见，不受一国一派法律的约束，而是博取南北各朝、各民族律学文化之精粹，兼收并蓄，取精用宏，择善而从，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隋代法律，并于同年十月颁诏施行。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审览刑部奏状，见每年断狱数仍有万条之多，认为是律文仍过于苛密，易陷人于罪，又命苏威、牛弘等，以“多存宽宥”为指导原则，对新律重新进行更定，删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最终确定律文为五百条，分为十二卷。现在通常所讲的《开皇律》指的就是开皇三年更定后的隋律。

隋文帝时所制定的《开皇律》，集南北朝法律发展之大成，在中国法制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史称其为“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这也正是《开皇律》的突出特点。

首先，从篇章结构看，中国封建法典，自秦律沿用《法经》为六篇，汉律《九章》，曹魏《新律》为十八篇，《晋律》二十篇，《北魏律》亦为二十篇，至于科条、字数的增加更是无限。尽管统治者一再惊呼“刑网太密，犯者更重”，但仍改变不了封建刑律由简而繁的发展趋势。至北齐制律，一改旧日繁苛之俗，定律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基本上为后世封建刑律定型。而北周制律，仍循繁酷的旧制，其《大律》二十五篇，一千五百三十七条。隋文帝舍北周之繁苛而取北齐之轻简，其《开皇律》亦采十二篇，以北齐律的十二篇为基础，加以必要而又合理的调整、改进，最后定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共十二篇五百条。中国封建刑律体制至此基本确定。

其次，确立了封建的五刑制度。奴隶制的墨、劓、刖、宫、大辟的五刑，历战国、秦、汉发展、改进，到北魏时，初步确定了死、流、徒、鞭、杖的五刑体制。但南北朝时的刑罚制度仍较混乱。死刑有分为枭首、辕身、磬、绞、斩多种，流刑、徒刑皆附加鞭、笞，鞭、杖之制亦不成体系。《开皇律》本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原则，正式确定刑罚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分为二十等。死刑法定为二等：分绞、斩；流刑分三等：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应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徒刑分为五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刑五等，改北周鞭为杖，自六十至一百，以杖十为等差；笞刑亦为五等，是减北周杖刑为笞刑，自十至五十，亦以十为等差。这种刑罚体制基本上为唐以后封建各代所沿用，封建五刑从此定型。

再者，正式以“十恶”入律。北齐律首设“重罪十条”之名。《开皇律》多采北齐之制，又置“十恶”之条，其定：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为“十恶”。并规定，犯十恶者，虽会赦，仍依律执行。《开皇律》将直接危害封建皇权统治，违反封建礼教的行为定为“十恶”，严加打击，并将其列入刑律总则《名例律》的“五刑”之后。这一作法成为其后中国封建各代法典的不易之制。

再次，优遇贵族、官员制度化。自魏《新律》首设“八议之科”，优遇贵族、官僚，但还基本上仅是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法定制度，故在执行中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开皇律》既承袭了魏、晋的“八议”之科，又融南北朝的“官当”、“听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例减”之制。”八议”是指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人的犯罪，须经特别审议程序认定，并依法享有减免刑罚的特权判刑原则，一般是依例自然减常人一等处刑。隋律将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司法原则发展为“议、减、赎、当”之法，为违法犯罪的贵族、官僚提供了系统的、稳定的司法保障。

最后，改革讯囚制度。中国自古以来，法律允许以刑讯取口供。汉代以后，虽然法律也对刑讯的方式有所限定、约束，但法外滥用酷刑仍司空见惯，囚犯无不诬服。隋文帝下诏，尽除苛惨之法。虽仍以刑讯取供为合法，但对刑具、枷杖都作了具体规定，讯囚用杖不得超过二百，行杖不得换人等。这些规定，无疑具有文明、进步的倾向。此外，对于审判结果，本人不服，认为枉屈者，可依法由县，逐级经郡、州，直至尚书省，甚至可“诣阙申诉”，“听挝登闻鼓”。使被告得以申诉。

隋文帝时，虽然制定了一部较比完善的法典，文帝本人在其早期也能率先身体力行，执法、守法。但至其晚年，猜忌之心更甚，加之喜怒无常，执法尤峻，不再依法办事，过于杀戮，自行毁法、废法，随意变更现行刑律。同时任用酷吏，制造了大量冤狱，使他亲手主持制定的《开皇律》成为一纸空文。

隋炀帝即位后，为收买人心，以“高祖禁网深刻”而“百姓久厌严刻，喜于刑宽”为由，命牛弘等重修律令。大业三年（607），新律修成，史称《大业律》，下诏颁行全国。《大业律》在基本内容方面与《开皇律》无大变动，而在体例上将《开皇律》十二篇加以分离、增补为十八篇，又以“推心待物，每从宽政”为标榜，实行所谓“轻典”，将“十恶”之条从“名例”中除去，但律文之中仍存有八恶之罪名，故史称炀帝“矫情饰行，以钓虚名”。其律颁布后不久，又繁兴徭役，发动征高丽的战争，使民不堪生，纷起反抗。炀帝更是变本加厉，肆行**虐，诏天下窃盗以上，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又将开皇年间已明令停用的诛九族、辕裂、枭首、磔射等严酷刑罚重新施用，“不复用律令矣”。也就是说，《大业律》制定颁布后，还没有认真执行，就被立法者自行破坏殆尽。其结果是上下离心，君臣相叛，百姓怨嗟，天下大溃，加速了隋政权的崩溃。

（王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