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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发展（第1页）

史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史学蓬勃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史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整个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对峙、各族政权林立，王朝更替频繁，战争、动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南方经济的开发、北方的民族融合、思想、文化的绚丽多彩，成为这一时代又一显著特征。这些都为史学的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素材。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政权易代如走马灯，促使当时的统治者重视运用史学，以总结前朝历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曹魏明帝时设著作郎，专掌史任，两晋南朝大体相沿此例。连当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例外。后赵石勒曾置史学祭酒，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一时期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玄学、佛教的传播，士人思想较为活跃。士人的注意力也由两汉的解说经义转向文学、史学。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史学发展出现了三多的现象：

一是史书数量多。西汉时记于记载的历史著述只有六种三百四十三篇。而《隋书、经籍志二》所著録史书有八百六十七种，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这么多的史书除极少外，皆成书于这个时期。

二是私人修史的多。这些私家所撰史书，有纪传体的正史，也有更多其他体裁的史书。这些人当中许多是滥竽充数，也有不少史学名家，如陈寿、范晔、沈约、郦道元等等。

三是史书种类多。自《汉书》创纪传体断代史后，这一体裁便深为后代史家所尚，也为统治者所重视。这一时期这类史书大量出现。这时纪传体史书，不但继承了纪、传、表、志这些体裁，而且还有所创新。传本记人物。范晔著《后汉书》创类传，将相似的人物列为一传。如《宦者列传》记宦官专政，《方术列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等。志本记朝廷的典章制度，魏收著《魏书》立《官氏志》、《释老志》。前者记拓跋诸部原先氏姓及所改汉姓，后者记佛、道二教的传播。这些都加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载的范围，更便于表述一代王朝的兴亡及历史内容。此外，依时间顺序记载重大史事和重要人物的编年史，记载一朝礼仪政刑的典章制度史、记述十六国政权兴亡的少数民族史、记载世家大族家族史的谱学、记载一方人物、地理山川的地理方志，还有人物传记、史注、史评等，都成为史学中的重要部类。

此外，史学思想的发展也引人注目。一些史家继承了以往史学思想中的优秀成份，并有所发扬。刘宋范晔继承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以“正一代得失”为宗旨撰写《后汉书》，故能对东汉二百年间的历史给予比较全面的反映。《三国志》分叙三国史事，作者西晋陈寿在蜀、吴书中只立传，而在魏书中为魏诸帝立纪，作为全史之纲，表明三国虽分立，但祖国历史仍然统一的重要观点。适应当时民族融合趋势，史学中的民族统一倾向也有发展。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将十六国史以晋、宋年号系年，编排在统一年号之下。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寓意，也反映了他各民族统一的史观。肖子显的《南齐书》曾总结晋、宋、齐时南北交往的经验教训，特别对南齐时南北和平交往加以赞颂，体现了各族间应友好相处的主张。这些都对唐人编撰史书、特别是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有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中也有不少糟粕。比如，以一个王朝为天命有归，贬斥其他政权的封建正统思想为统治者的暴行隐讳粉饰的曲笔回护，刻意为门阀士族人物立传、极尽溢美、颂扬之词，渲然神灵怪异以及岐视少数民族等等。这些都降低了史书的科学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唐代以后大都亡佚，其原因是多方面。史书中糟粕多、价值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史学名著。纪传体最为出色的当推《三国志》和《后汉书》。在《三国志》中，陈寿以总揽历史全局的史识，缜密地处理了纪、传的关系与排列，尽述自汉末军阀混战至西晋统一的重大事件，清晰地勾勒出三国兴亡的脉络。其文笔精炼、传神，用墨不多但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三国志》叙事过于简略，刘宋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注打破过去注释只重音韵训诂的做法，广搜资料，对《三国志》所叙史事进行补阙纠谬。裴注引书达二百余种，不但使《三国志》价值大增，为史注开辟新途径，并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所以裴注和《三国志》一样受到人们重视。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他广泛吸取了各家的长处，在史论的结合上有独到之处。其书史实准当，议论风发，笔势纵放，为当时史家所不及。这两部书后得与《史记》、《汉书》并称为“四史”。地理方志的名著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主要记述一百三十七条河流。在记叙河流水道分布、流向的同时，还对沿河地区的地形、物产、地理沿革及有关历史事件，进行了记载，记叙确凿，文字优美。《洛阳伽蓝记》专记北魏时期洛阳一地佛寺的兴废，兼及魏末重要历史事件，是北魏佛教发展的重要史料。该书对当时中外交流、南北交往的记述，为它书所无，尤为可贵。其叙事细而不烦，文字“称丽秀逸”，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外，南齐沈约所著《宋书》、梁肖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魏书》、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等都是今天所能看到的价值很高的史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但史学著作大量涌现，而且以史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注、史考、历史编纂、历史评论等等学问也勃兴起来。官府还设立专门传习和研究史学的机构。两汉经史不分，图书分类中没有史部一类，史学只是经学的一部分。魏晋以后，史部逐渐单立一类。后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法，史部列为第二大类。这都说明史学在这一时期内已成为独立的并有着巨大影响的学科。

（薛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