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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乾隆惩治贪官（第1页）

二十四、乾隆惩治贪官

清朝建国之后，因天下太平日久，统治阶级日益腐化，贪官增多，赃额巨大。

乾隆帝即位以后，为严厉打击各级官吏和贪污受贿活动，对康熙、雍正以来的有关法律进行了一系列增补。乾隆四年（1739年），改“八法考绩”制为六法，宣布“贪、酷二者，不应待三年参劾”，使参惩贪污成为经常之事。乾隆六年（1741年），改变以往犯侵贪罪的文武官员只要于限内完赃，即可减轻发落的旧俗，下令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重犯陆续发往军台效力，并规定以后均照此办理。乾隆十八年（1753年），加重对禁卒受贿放纵囚犯之罪的处罚，以被纵囚犯之罪加在纵囚禁卒身上，“全律科断”。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宣布废止以往“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之例”，以使侵亏官犯知“法在所不赦”；又停止重犯捐赎旧例，堵塞了他们逃脱和减轻罪责之途径。乾隆三十年（1765年），增定“侵盗仓库银钱入己例，”规定除千两以上者仍照旧例斩监候外，对千两以下者亦分为三等加重处罚。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增定“亏空银粮入己，限内完赃不准减等”之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规定，官员犯贪赃之罪，除照旧例议处推荐上司之外，还要对不先所查参的臬、道、府及督抚等分别给予降级、调用等处分。除以上对旧例的八条删改外，乾隆帝还根据具体情况新定了八条严惩贪污的法律。乾隆十二年（1747年），新定侵贪官犯“限满拟入情实”之例，以杜绝其“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之心。乾隆十三年（1748年），新定“代赔帑项限期不完”之罪，不准纳赎，使此后不仅上司代赔之事普遍存在，且父死子赔、父赃子偿之事也时有发生。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新定对驿站奏销各官多支钱粮利己之罪的惩罚条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新定“得受贿赂顶认正凶”罪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规定凡因贪污等罪遭斥革者，不准继承恩骑尉世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规定凡“蠹役犯赃”，一律刺字，以防其“日久事冷，钻营复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定凡“白役诈赃逼命之案”，正役分别问拟，以防止白、正各役串通舞弊。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规定凡督抚衙门交首县、中军等下属购物者，督抚照“违制杖一百私罪律”革职，首县、中军等照“溺职例”革职，以杜绝上官利用职权侵贪、勒索下属和下官巧借名目贿赂、馈送上司之风。另外，乾隆帝还规定严禁各部需索，严禁省级官员设立管家门人收受红包，严禁上司留请属官用膳时勒索“押席银两”等等，丰富了乾隆惩贪的内容。

尽管乾隆帝制订了一系列惩办贪官污吏的律例条文，但因其时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已日渐腐朽没落，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之弊根深蒂固，再加上乾隆帝本人的穷奢极欲，使乾隆朝贪污之风不但未能消除，反愈演愈烈。对此，乾隆帝以严刑峻法进行了坚决的镇压。终乾隆一朝，因贪赃而被处死的二品以上大员达30人之多。

应当指出，乾隆惩治贪污虽然大张旗鼓，但很不彻底，往往凭个人好恶，任意更改成法。一些贪官污吏因得乾隆帝赏识而一直确保官位；有些虽被革职，甚至“拟斩”，却终究官复原职。特别是乾隆后期，最大的贪官和珅因受乾隆帝宠信，把持朝政达二十余年，更使朝政腐败，贪污成风，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危机日益恶化，终于导致了嘉庆初年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