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将徐州、扬州、苏州这些赋税重地牢牢握在手中。
手握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这般飞龙骑脸的局面。
怎么可能会输?
永乐二年三月,春寒未褪。
京师应天府被一股革新的热浪包裹。
朱棣下诏开恩科。
依旧遵循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旧制章程,并无太多新意。
真正牵动天下人心的,是同步推行的政务员考试。
户部三大衙门、锦衣卫、反贪司。
尽数通过这场考试选拔人才。
这场考试的门槛格外清晰。
既要体能过关,能扛住繁杂事务与突发状况。
更要文化课过硬,尤其是想进入户部三司者。
必须将朝廷新定的诸多税法烂熟于心。
明眼人都看得明白,朝廷这是要动真格收税了。
而且,彻底抛开太、祖爷的旧思路,另起炉灶。
新税法中,田税被直接定在一成五。
这在当时堪称“重税”。
太、祖时期的田税不过三分利,也就是百分之三。
可其中的门道,并非表面数字那般简单。
太、祖定下的三分利虽低,架不住层层加码。
皇帝要修宫殿,加税。
地方官要建衙门,加税。
逢年过节皇上庆寿,还要加税。
到了明末,更是催生出著名的“三饷”。
名义上的三分利,最后竟能加到七成之多。
也正因如此,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才给了大明致命一击。
更要命的是,除了层层加税,还有“预缴税”的苛政。
硬是要百姓提前缴清来年的赋税,压得底层喘不过气。
而江承轩与夏原吉拟定的新税法。
直接堵死了这些漏洞。